1939年11月，梁化之在秋林召开“民青”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牺盟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有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二战区政治部秘书主任刘岱峰、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以及张亦山等十余人。刘、韩二人的妻子张玉梅、张玉兰是亲姐妹，再加上思想接近，观点一致，所以会议一开始，他们就对张亦山进行严厉批判。这让张亦山面红耳赤，梁化之非常生气。后来，当与会者要求对张进行处分时，梁化之终于坐不住了，他说“这样的会我不能主持”，便拂袖而去。随后大家又把他拉了回来，终于作出撤销张亦山“民青”常委以及政治部的职务，并把他派到晋东南去。
会议以后，梁化之因为不放心韩钧，便把韩留在秋林，不让他返回部队。但是，韩钧因为另有所谋，还是不辞而别操小路返回驻地。1939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三周年纪念日，韩钧发表通电，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等人勾结日寇进攻决死二纵队。同时表示，决死二纵队全体指战员为了抗战到底，誓死讨伐王、陈叛军。王靖国是第19军军长，陈长捷是第61军军长，二人是晋绥军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决死队常有摩擦是可能的，但是说他们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却言过其实，绝不可能。另外，韩钧还给阎锡山写了公开信，其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语。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梁化之非常难堪。一方面他是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人，与王靖国、陈长捷等老派军人有矛盾；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薄一波、韩钧是共产党人，他们迟早要和阎锡山彻底决裂。如今韩钧通电只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这些人已经开始行动，这对于二战区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走向分裂。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父亲也很痛心。他认为你韩钧反对王靖国、陈长捷是可以的，但不能反对阎锡山。因为阎锡山是抗日的，是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的，所以他不赞成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基于这样的认识，父亲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韩钧此举是盲目的冒险行动，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团结抗战，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梁化之看了以后，把它印发各地，希望消除影响，扭转局面。
这一事件被称为“晋西事变”，亦称“晋西政变”或“十二月政变”。十二月政变以后，牺盟会的人分别去了晋东南和延安。第二年一月，梁膺庸也带领一部分民族革命大学的干部学生前往延安。于是梁化之便派父亲到民大收拾局面。
父亲到了民大以后，发现还有一些人想到延安去。当时父亲虽然不同意这些人把二战区与延安对立起来的看法，但他认为应该尊重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所以他给那些想去延安的干部学生开了路条，先后送走一二百人。这件事引起梁化之的不满，不久梁命令民大从距离延安较近的陕西宜川迁到韩城。
文革中我曾经问父亲“当时你为什么不去延安？”他说：“如果我去了那边，还能有你们？”1949年以后，父亲在大会小会和各种文字材料中，都反复检讨自己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封建思想，这显然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解释。
2021-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