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介石御用学者
贺麟，字自昭，1902年出生于四川金堂县的耕读之家。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7年的求学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学者吴宓。
吴先生于1924年底来到清华时，贺已经是高等科的学生了。当时吴除了筹建国学研究院之外，还首次开设翻译课，目的是“培养西方文学语言的‘博雅之士’”。可惜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少，有时候课堂上只有贺麟、张荫麟、陈铨三人，于是他们被称为“吴门三杰”。
1925年11月，贺的论文《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发表，从这时起，他就想步吴先生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终身志业。
1926年毕业后，贺麟赴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怀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学者，并深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提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从此，他把教学研究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并以融合西方理性派哲学与中国宋明理学为己任，创立了“新心学”哲学体系，因此获得现代新儒学的四大流派之一的殊荣。
抗日战争时期，贺麟为了实现学术救国理想，不仅赴中央政治学校授课，还多次受到蒋介石约见，并接受其资助，创立了“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这使他得到“御用学者”的桂冠。
抗战结束后，他以学者的身份和超然的态度，对国共两党均有批评。在与胡适的通信中，他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三民主义中，国民党贡献最少者亦惟民生。共产党人党见甚深，信仰甚偏，恐反较乏民主精神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下，40、41页）
1948年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三次催他乘飞机离开北平，但是冯至却登门拜访，用德语对他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另外，汪子嵩、袁翰青等人也向他宣传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希望他不要到台湾去，于是贺麟选择留了下来。
二、毛泽东的座上客
进入50年代以后，贺麟仍然坚持唯心主义立场。当他听到苏联专家把康德、黑格尔诬为反动哲学家时，曾义愤填膺地说：“这简直是侮辱圣贤！”
但是，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和迷惘之中。据杨子熙回忆：“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
1956年6月，贺麟与陈修斋联名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这是听了陆定一报告的心得体会，当时陆部长说：“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
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谷城、胡绳、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费孝通、王方名、黄顺基等人，并与他们家中共进午餐，饭后又谈了很长时间。据说当毛泽东知道贺麟才50多岁时，便说他是唯心主义的“少壮派”。
随后，贺麟按照毛的谈话精神，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结果引来大量反对意见。所以自反右运动开始后，贺麟的锋芒大减，这让他躲过了一场灾难。
三、超一流学者
贺麟做学问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他以深入浅出的文笔，写下大量关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战后被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取名《文化与人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贺麟最欣赏黑格尔的那句格言：“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一样。因此，他的文章总充满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历史使命。在谈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他说：尽管最容易而且最经常侵犯学术的最大力量当属政治，但由于自由独立的学术是培植自由独立人格的根本，是建立独立自由之政治的源泉，所以学者应该像“拼死命以保卫祖国”的将士那样，来维护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否则的话，政治就会被奸雄霸主所左右，政治工作人员也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
他还说，学术和政治应该是体和用的关系，“一个政府尊重学术，无异于饮水思源，培植根本。假如政府轻蔑、抹煞、鄙视学术，那么这个政府就渐渐会成为‘不学无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政府，恐怕不久也就会塌台的。”
贺麟的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就是今天乃至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难怪台湾学者徐佛观先生一直要把《文化与人生》作为“身边的书籍之一”，韦政通先生也以十分推崇的心情，说这本书在40年后读起来“仍然有新鲜之感”，而贺麟本人直到晚年对这本书“也感到相当的满意。”这让我觉得，说他是超一流学者，真是恰如其分。
吊诡的是，到了1982年，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共，成为一名唯物主义战士。这让智商低下的我，很难读懂个中奥妙。
2021-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