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朱学勤在回忆《南方周末》主编左方的文章中，提到了萧乾先生，让我想起这位“不带地图的旅人”。
引号中的七个字，是萧亁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主动退出CY时所下的决心。也就是说，当时他虽然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却看穿了理论和主义的把戏。所以，当杨刚像大姐似的把一本又一本革命书籍借给他的时候，他怎么也读不进去。于是杨责问他：“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但是萧却回怼道：“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这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上世纪30年代，萧乾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求学。当时斯诺刚正在燕京大学执教，当他得知萧乾已经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并与外国人编过介绍中国的刊物时，便希望萧能帮他编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籍《活着的中国》。这本书与《西行漫记》被称为斯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姊妹篇。随后，萧还邀请他的好友、地下党员杨刚也参加这一工作。
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9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萧乾前去执教，于是他向报社推荐杨刚接替自己的工作。报社总经理胡政之知道杨是中共党员，准备另选他人，萧力陈己见才使胡政之接受。
《大公报》是饮誉海内外的一份民间大报。其“不党、不私、不偏、不盲”的办报宗旨为世人称道。但是被夏衍戏称为“浩烈之徒”的杨刚却对它不感兴趣。假如不是地下党的决定，她绝对不肯俯就。
1943年，萧乾放弃读书并领取随军记者证，以《大公报》驻外记者的身份进行采访，从而成为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在此期间，他不仅跟随英军横渡英吉利海峡，跟随美军解放柏林，还采访报道过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和联合国成立大会。
在采访中萧乾发现，尽管联合国的成立和纳粹德国的投降为中国带来和平希望，但是如果国共两党还要为各自的利益而争斗的话，那就很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为此，他曾经向正在美国的杨刚表达了心中忧虑。但是杨刚说：“共产党是不会打内战的，关键是要看国民党愿不愿意实行宪政，给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在交谈中尽管杨刚非常乐观，非常自信，但是仍然不能打消萧乾的忧虑和恐惧。，
萧乾与杨刚的再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当时刚从美国归来杨奉命策动大公报起义，而萧乾却被郭沫若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人物。在杨刚的劝说下，一贯以“不带地图”自居的萧乾，终于“按图索骥”地逃到香港，准备参加起义。
正在这时，英国剑桥大学专门派汉学家何伦教授来找他，请他前去执教。何伦是捷克人。他以东欧的大量事实为例，劝萧乾慎重行事。与此同时，也有人给萧乾送来《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的内幕。此外，还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前往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返回大陆。经过彻夜思考，特别是想到杨刚在他心目中的良好印象，萧乾终于选择了他所谓“前途危机四伏”的下策——回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干部。
新的生活开始后，萧乾虽然还是从事编辑写作工作，并决心以满腔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他却被严重的不信任所包围。比如五十年代初，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却在临行的前一天被无缘无故取消资格。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萧乾响应号召写了一篇长文寄给《人民日报》。文章寄出后，萧夫人文洁若放心不下让他打电话追回，但是该报负责人却说他的文章对党整风有益，不要有什么顾虑。没想到文章见报后仅仅一周，《人民日报》就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因此，萧乾就几乎成了一个自投罗网的大右派。
202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