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到山西省清徐县西楚王大队插队的。当时，全大队一共去了80多人，我们11个人被分配到第二生产队。没过几天，女生就嫁人，其他几个男生不知去向，只有我和老徐被迫住在饲养院的牛棚里。到了文革开始，我们回城造反，失败后我就滞留在太原，一直1968年也无法返回。
那年春天，徐天荣来家找我，说他已经离开牛棚住到政治队长冯西铭家了。我问为什么会住到冯家？他说冯队长把自己家的西厢房“卖”给我们（款项从国家划拨的知青建房费中支取），才让他搬了进去。这样一来，他就名正言顺地把我们的建房费收入囊中。
冯西铭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因为在抗旱时十几天不下“火线”，被提拔为政治队长兼大队副书记。此人不爱说话，给人不言自威的印象。他父亲是村里最窝囊的男人，说话不清，干活没力，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
与冯父相比，冯母头脑灵活，干活麻利，说话头头是道，是精明能干的女性，这让我有一种鲜花插到牛粪上的感觉。冯母对我们很好，生活上也很关照。秋天她把队里分的小红薯煮熟，在房顶上晒上几天，就让我们上去享用。这东西比糖炒栗子还要好吃，真是难得的美味。
可悲的是，前几年我返回西楚王一趟，听说冯队48岁就去世了，我想这恐怕与他年轻时过度透支体力有关。我还听说，冯去世以后，婆媳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冯母被赶出家门死在外面。
话说回来，那年我返回西楚王以后，正是农业学大寨最厉害的时候，早晨收工后回家吃饭只有半个小时，如果在出工时落到后三名，就要被扣工分。当时队里的农民大多有一辆二手自行车，但我没有，所以早上出工后步行回来，冯队长已经是吃完早饭准备出发了，我才开始烧火做饭。听老徐说，假如没有我，他就会在冯家入伙。我曾经反思自己为什么不招农民待见，但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回村不久，就爆发珍宝岛事件，为此领袖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为了落实最新最高指示，县里多次组织大规模民兵演练。有一天睡到半夜，一阵号声把我惊醒，只见老徐提着裤子就往外跑。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当民兵的资格，所以继续闷头大睡。
等到天快亮的时候，老徐才气喘吁吁地回来。我问他出去干了些什么，他说原以为真有敌情，没想到一彪人马被带到村外以后，领队连个屁也不放就解散了。这让长期受辱的我，不仅感到幸运，也有点幸灾乐祸。
说到敌情，当时确实有过一次。大概是珍宝岛事件以后那个夏天，冯西铭回家吃早饭时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印着蒋介石接见台湾青年的照片。这张传单对我刺激不小：一是它让我看到蒋介石的真容，颠覆了过去那头上贴膏药、腿上打石膏、双手扶拐杖印象；二是它让我发现，在大陆农民连卷烟纸和擦屁股纸都买不起的时候（当时农民都用土坷垃或庄稼叶子擦屁股，用孩子的作业本卷烟抽），他们那边却到处散发铜版纸传单了。我向冯队长打听具体情况，他守口如瓶不愿多说。后来在我的追问下，才说还有几种，都集中在大队部里。我跑到大队部，看到确实有另外几种。当时想偷几张，却又不敢。如果真是偷上几张，到现在可能是稀罕的文物。
因为看不到前途，我觉得只能终老是乡，而且连娶媳妇都没有希望。有一次我回家时抱怨说这辈子算是完了。父亲听到后脸色一变责备道：“人一辈子的路很长，你怎能这样自暴自弃？”平时父亲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这次变脸，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是给我吃了个“记性火烧”。父亲的话与他的经历有关，后来我能有点自信，有点坚守和毅力，全仗父亲的这一教诲。
人常说黎明之前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刻，所以回城之前也是我最绝望的时候。当时我曾经反复想过偷渡的可能，只是因为害怕累及父母，只好作罢。
2020-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