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3年朱家骅逝世后，毛子水在文章中说：“……我对于朱先生最敬佩的一点，就是朱先生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能够知人善任。……亡友傅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世人都知道；但设使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大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这里的“亡友傅孟真”，就是傅斯年先生。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时，正在上海同济医工学校读书的他与同学发起“上海革命敢死团”，为光复上海起了很大作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自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攻读采矿工程，1917年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当时毛子水和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都是北大学生。据罗家伦说：“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就学时，骝先先生因欧战发生由柏林回国，在北大任教德文，其精神焕发，教学认真，在教室中全用德语，迅即誉满全校，于是我也改选他的功课。民国十二年我由美赴德，就学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那时他已重赴柏林在工科大学研地质学，完成该科博士学位。当时常相过从者还有傅斯年、俞大维、陈寅恪、金岳霖、段书贻、周炳琳、毛子水、姚从吾诸位，回头前尘，此乐已不可再得。”
二
朱家骅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以后，曾留校从事研究。1924年初回国，再次应北大邀请，担任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朱家骅曾在天安门组织集会游行。到了11月下旬，他又是“首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1926年夏，他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负责校务。这一年年底傅斯年回国后，应朱家骅邀请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当时，28岁的傅斯年不仅协助朱家骅制定规则、处理校务，还聘请一大批学者来校任教，其中包括鲁迅、俞平伯、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人。
1927年秋，傅斯年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翌年春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以后，邀请傅斯年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年年底史语所在广州成立，傅辞去中山大学教职，担任该所所长兼《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从此以后，傅斯年一直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内外战乱。但是在傅斯年领导下，史语所聚集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等第一流学者，产生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在此期间，朱家骅除了担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考试院副院长之外，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长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由此可见，傅斯年能够有如此成就，离不开朱家骅等人的支持。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迁至昆明。每当日军空袭，别人都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的身体往楼上跑，为的是把视力不好的陈寅恪搀扶到防空洞。40年代初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大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梁思永都重病缠身，为此，傅斯年曾三次致函朱家骅，希望对方能够向“介公”进言，说明他们不仅是梁任公后嗣，而且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如今因工作积劳成疾，应该予以补助。当时朱家骅正在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在他和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此事得以妥善解决。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梦麟被宋子文拉去当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想让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便派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去劝驾，但傅斯年坚辞不就并且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如果能够顺应民意，“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
当时胡适还在美国，且身体有病不能及时返回。无奈之下，朱家骅只好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朱家骅回忆说：“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也不得不勉强答应。”
傅斯年说过这样的话：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不如胡适之，但他办事的能力却比胡先生强。蒋梦麟听到这番话以后，曾幽默地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是北大的功狗。”由此可见，朱家骅力劝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是有道理的。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以后，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接收校产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二是坚决拒绝伪北大教员继续留任。傅斯年卸任后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
四
1948年下半年，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此重任，所以再次前来劝驾。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身体尚未康复，医生也嘱咐他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一开始傅斯年曾严词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这一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1949年1月，傅斯年在北方战事接近尾声、蒋介石被迫下野的时候走马上任，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吧。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列席台湾省参议会会议时，因高血压病发作突然去世，享年54岁。傅斯年去世以后，台湾大学为纪念他铸造‘傅钟’，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因此傅钟每天只敲21响，为的是提醒台大的学生，应该把每天读书、睡觉、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剩下3个小时，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台湾大学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因此朱家骅说：“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以后，便成谶言，更使我悲痛万分，有负良友。至于他的逝世，对于国家社会的损失，尤其无可补偿了。”
朱家骅还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腾，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因为我对他有了这个深切的认识，所以有许多事情，认为非他莫属的就是常推在他的肩上，而他自己为了国家，为了友谊，也时常见义勇为，不辞辛劳。”难怪胡适要说，傅斯年是人间最稀有、最难得的天才。
2021-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