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家住在万县城里杨家街口上。当年，杨家街口整条街的铺面，都极为简陋。记忆中正街拐弯处有一座“交通旅馆”是四层楼。我家隔得不远，父亲开一家西医小诊所，取名“博爱”。家的对面有裁缝铺、杠炭铺，还有两家棺材铺。从码头爬上来，摆摊的人用柴火灶撑起一口口大锅，锅里煮的鸡、鸭、鱼、肉其实尽是从过往停靠的轮船伙房里挑下来的潲水。热腾腾的汤锅里加进一些粉条、豌豆、洋芋之类。买来吃的人多是码头上的苦力，或是进城卖菜的农民。端着个大碗蹲在街边，碗里冒着气、头上冒着汗。这种景象延续了很长时间。贫困的年代，贫困的码头，贫困的人民，就是这样子。
万县是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来之后才“解放”的。1950年秋天，我不到六岁，家里人把我送进学校启蒙。学校离杨家街口不远，叫石佛寺小学。学校不大，极为简陋，是一个废弃的寺庙改成的学校，后来又改名为胜利路小学，一直到三峡移民大搬迁时才注销。
我班上的同学年龄差距甚大，大的简直就是小伙子了。同班同学中有文传贤、文传纪两弟兄，是交通旅馆老板的儿子。哥俩的乳名分别叫“大弟”和“小弟”。我和他们家离得很近，上学放学我们总爱走在一起。学校只开国语、算术和写字课。最好玩的是写字课。那时都是用毛笔写，上课了，先是磨墨。课桌小，地不平，人又矮，摇摇晃晃，墨未磨好，脸上、手上、桌子上、衣服上早已斑斑点点。不知哪位同学一声呼叫，墨仗又打开了，一时间，正面交锋的，殃及池鱼的，幸灾乐祸的，好生闹热。叫骂声、嬉笑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老师是个很严厉的男老师，只见他握着那根油亮反光的篾条，四处弹压。这个老师笃信“黄荆条子出好人”，这种时候，大弟、小弟两弟兄和我一样都未能幸免。
关于“解放”，当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没什么深刻的认识，在我们眼里，变化最大的是过去的钱不能用了。那些印得花花绿绿的一叠叠、一摞摞、一捆捆崭新的钱都成了废纸。我们不懂得大人的酸楚，废纸钱成了最好的玩具：折叠纸手枪、纸皮带、武装带、船形帽，再全副武装，分伙打仗。那种神气活现，那种耀武扬威，全然看不懂大人们脸上的苦笑，游戏中往往也有大弟、小弟俩的身影。
我和小伙伴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南门口”。那是老万州的一个老地名，靠长江边的一大片沙坝，那里经常有“敲沙罐”的。“敲沙罐”是指枪毙犯人时对着人头开枪。那阵，什么青红帮头目、一贯道坛主、棒老二、反革命等等，最省事就是一杀了之。当时三天两头就有“敲沙罐”的，大弟、小弟也和我们一道去看热闹：犯人五花大绑，背上插个“令箭”，上面写着罪名、姓名，还打着一个鲜红的叉。通常是两个当兵的架一个犯人，飞步推到江边沙坝，面向南岸跪下，身后一两步远就是一个端着长枪的军人，用枪对着犯人的后脑袋。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我和小伙伴们总想离得更近，常常躬着身子钻进大人堆中，蹲在第一排。枪声一响，死者脸朝下应声倒地，于是有了“啃沙”的说法。有时候“敲”一两个，有时候“敲”三几个。我见到最多的一次，一下子“敲”了17个，听大人说全是“一贯道”，还有女的呢。仍然是一个军人“敲”一个。长大后读到鲁迅小说，其中有关于人血馒头的描写，其实我当年见到的“敲沙罐”的景象更加恐怖。我亲眼看到过一个至今难以忘记的场面：枪声响后，一个头发蓬乱、衣衫破烂的大人跑到死人身边，用手抓脑髓往嘴里放，手还直甩，旁边的大人说，那是烫。大人们还说人的脑髓能医治疯病。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从南门口看完“敲沙罐”回来，见到大弟小弟两弟兄一脸木然的表情，我不经意地问道：“你们今天没有去看敲沙罐？”两弟兄淡淡地回答我们：“今天敲的是我屋老头儿（父亲）”。小伙伴们一听到这话，大家都没答腔，悄悄地散去了。
从那以后，我们虽然照旧和大弟小弟一起玩，但我发现，他们的话少了，他们常常躲藏在家中的角落里封闭自己。也许他们觉得，别人不信任不要紧，但是来自小伙伴们的不信任让他们很难过。是的，我们再去看“敲沙罐”时不再叫上他们俩了。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父亲被“敲沙罐”了。我的伤害是无意的伤害，但是无意中的伤害有时候比有意更加厉害，尤其在当时的时局下。
我今年62岁，多年来，我为这件事愧疚了半个多世纪。尽管我似乎也没有错，两弟兄也从来没有怪罪过我，就像《祝福》中柳妈劝祥林嫂去捐门槛，祥林嫂也并不怪罪柳妈一样。但这件事却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底。几年前我见过大弟，他所在的那家国营棉纺厂改制了，厂里的工人去政府大楼“闹”过事，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大弟怕是不会去的，听他说小弟早去世了。
长大后我常想，那阵子把剥夺人的生命权的行为，轻描淡写地戏称为“敲沙罐”、“啃沙”，语言倒是形象，而我们对人的生命权、对人权的不尊重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南方周末》2008-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