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参加公安部队时，恰逢镇反高潮，他所在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与枪决。父亲在政治部，没有亲自参与行刑。那时国家专政机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仅一夜之间，所有专政机关一齐出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小开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事先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处死几十个人。一开始是对着脑袋开枪，那时枪毙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对着脑袋开枪后，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认，于是后来下通知说要改成对着后心开枪。对后心开枪也有问题，经常打好几枪还不死。开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对着后心开枪执行死刑的，枪决时我父亲在现场。挨了两枪后倒地，几秒钟后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来，大口喘着粗气，眼睛死死瞪着执行死刑的解放军，把大家看得心里发毛。正准备补他两枪，方某喘好几口气以后，又倒在地上死了。后来上面又来了通知，说不许对着后心开枪，一律再改成对着脑袋开枪。
开封城里有一家私人照相馆，我父亲刚参军时去里面照过像。照相馆老板跟人说话特别和气，但是没过多久突然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滑县一股土匪武装的头子，害过不少人命。解放后他畏罪潜逃到开封，开了这家照相馆，以为从小地方跑到这个二十多万人口的省城就算是万事大吉了。镇反开始之后，两次排查都没有被怀疑到，他不禁忘乎所以，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结果被一个熟人看见，立刻检举了。真实面目被暴露，枪毙了。
公安部队里有一个经常行刑的刘排长。那时物资匮乏，刘排长在城外枪毙了反革命，还要把死人身上的绳子解下来团成一团，再朝刺刀尖上一挑，带回去，有时绳子上还沾着血迹。有一次刘排长一帮人枪毙完了犯人，觉得挺热，就把军装脱下来一扎，也挑在枪尖上，光着膀子穿个裤衩回部队。这样的军容军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就沿着城墙根走。谁知路上还是被首长撞见了，狠狠训了他一顿，还让他写检讨。死刑执行方法改成对后脑开枪以后，刘排长在把犯人拉出去枪毙之前，在每个人后脑勺上都用粉笔画了个圆圈，指着圆圈对战士们说：“看见了没有，过一会儿就往这儿打。”结果还没出部队大门，又让首长给撞见了。首长一见，气不打一处来，教训他道：“就你喇咕点子多，擦掉！”刘排长不得不把圆圈擦了，又写了一份检讨。
有一个国民党女潜伏特务，明眸皓齿，非常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运动来了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保姆来接孩子，女特务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平静地把孩子交给保姆，对她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
在中央发布《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之后，镇反进一步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结论没有问题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可无论争辩还是哀求都没有任何用处，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父亲以前的熟人。
镇反扩大化时，镇压的利斧有一次与我们家的家庭成员擦肩而过。当时我的大姑父已经去了朝鲜，大姑留在开封教书。有一个认识大姑的被抓的特务，诬陷大姑解放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特务组织。当时与大姑父音讯不通，于是大姑作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单位也立即将其开除公职。在审讯中，大姑宁死不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说自己的身份可以由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来证明。幸运的是，这位负责人最终被找到了，立即作证说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务，而且是进步青年。就这样，大姑被关押了几个月后获释回家。大姑虽然侥幸躲过一劫，但身体从此垮掉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