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眼前就会出现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圆约有半里地，公园里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何足道哉”了。这个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抚琴台”，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
大约是1938年吧，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这个大土丘进行了考古研究，从旁边挖开了一通道。最终证明这里是五代蜀王王健的陵墓。1945年春，我们全家就迁到此处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约500米的地方。此处环境幽静，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那时这里属成都市近郊区，便于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至今我还记得八岁的我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从此不再担心成为日寇炸弹下的冤魂了。但是谁也没料到，五年以后，这里又成了杀戮之地。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轰轰烈烈的阵仗决不亚于文革，满街的口号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分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这些人便得意忘形，觉得比“文拜相武封侯”更光宗耀祖，所以他们都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分子，好向党和政府献功。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老战友——用现在的话来说。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他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向代康与我父亲、熊克武、刘伯承曾同事并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也就是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国民党管，而且向代康与我父亲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
“新中国”，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政府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他们怎么说得清！他们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被弄到派出所，强迫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里当官，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
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私下对我父亲说：“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记得他和我父亲这两位旧同事，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但就是最后这句话“值钱”了。
向伯伯把这封信给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分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地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分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分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像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赶上文革不知会遭遇什么。
在那个年头，中国有上百万的人被镇压，向伯伯和我父亲得以保命，算是天大的幸运。离我家不远，有一位邻居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明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国军营长，在徐蚌会战中接受“起义投诚”，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一去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是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市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都当“反革命”去了。
三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布防，就知道要杀人了，不一会儿“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篷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
抚琴台与公路间隔有好几百米，死囚从车上被拉下来，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由于是田埂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间拖过去，即使女死囚也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枪口对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处决后，尸体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真是惨不忍睹。那时这种杀人的方式还有个名字叫“敲砂罐”。
那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不是当时成都的主要刑场，更多的人则在北门外昭觉寺附近处决。可见当时“镇反”运动是何等地“大张旗鼓，雷厉风行”。
成批地处决人，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有一天，有个姓黄的孤老太婆却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有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这个故事把好多人吓坏了，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四
邻家有个女孩叫许丽华，和我同在成都县中读书，那时我十三岁，读初中，她大我三岁，上高中了。丽华姐平日同我挺要好的，我心里视她为亲姐姐。那天天刚黑，她来找我说要出去买点东西，但必须路经那杀人之地，她问我敢不敢陪她走一趟。我虽然才十三岁，但发育良好，像个小伙了，自不愿在女孩面前示弱，便说：“走嘛，有我一道你怕啥？”
走到那杀人地附近，天已黑了，没一个人，只有天上微弱的星光还勉强看得见路。我心里也有些怕，但又不好说出口。谁知她竟一把将我抱住，几乎全身都倒进我怀里了。那时的我真是单纯，一门心思认定她是吓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她的热情毫无反应，只会不断地给她壮胆说：“丽华姐怕啥啊，哪有什么鬼？没得事，哎呀没得事！”
买了东西回来分手时，她似嗔非嗔、似怨非怨地骂了我一句：“看你那样儿精精灵灵，结果才是个瓜娃子！”我当时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说：“丽华姐，我啥事惹你生气了？”她也不回答扭头就走了。后来多长两岁，我才明白是自己的“神经短路”了。现在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手罗大佑演唱的那首歌曲《童年》时，都深有感动。
五
1957年我被打成“反革命”送去劳改后，丽华姐还多次来我家中询问我的情况；当然每次都是坏消息，而她每次听了都长长地叹气。这些是我进监狱后，父亲在信上告诉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特别去了抚琴台，想打听丽华姐的下落，谁知那里已被开发成王建墓园旅游景区，过去的故居旧房、小桥流水己荡然无存，只有处处钢筋混疑土的“森林”，居民都被拆迁走了，我几乎问遍了附近居住的每一个人，都说不知道。
第二天我仍然不死心，又去了那里打听。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问到了一个知情老太太。她说：“你是不是问旧社会里那个许团长的女儿？”我说：“对对对，就是她！”她摇摇头说：“惨啊，惨……”边说就边走。我连忙拦着她：“婆婆，您把话说完呀！”她四下一望无人，才压低声音说：“他们一家出身不好，六一年生活困难，多得了浮肿病饿死了。”“那许丽华呢？”我几乎叫出声了。老太太想了一想说：“唔，许丽华好像……没有死，跟一个男人跑到新疆逃荒去了。”“那以后呢？”我接着又问。老太太有点不耐烦了，说：“以后我又没去新疆，怎么知道？你是她的啥子人啊，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回我学“乖”了，说“她是我表姐”。
这天晚上，我彻夜失眠了。儿时、故乡、旧居、同学、亲人、小桥流水、笑语歌声……都一齐涌上心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亲情、是友情、是别绪、是离愁……还记得1949年一个秋雨绵绵的晚上，丽华姐家与我家只一墙之隔，她带着几岁的小弟在我家玩，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我们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讲故事、唱个歌。我家屋后有个小池塘，里面养着荷花，到秋天只剩下荷叶了，雨点声不紧不慢地打在荷叶上。我姑姑是个很爱文学的人，她对丽华说：李商隐有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听这雨滴声是不是像音乐般的优美啊？丽华姐微笑着直点头。我便趁机拉着丽华姐要她唱个歌。她的嗓音非常优美，说荷叶，她就唱起《采莲谣》来了：
“夕阳下，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迎面香风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穿过浮萍过小桥……”
一曲完了，我还不依不饶地拉着要她再唱一首：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如东风满落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首用李白《春夜闻笛》谱成的歌，让我们都沉醉在诗情画意里。可是谁也想不到，全民族的大灾难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次日，离开成都前几小时，我又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抚琴台。虽然我心里明白不可能再打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与线索了，仅仅就是为了那么一份依恋。可这里除了那座大古墓可以帮助我定位童年时活动的“轨迹”外，一切都已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了。最后，我一边走一边回头，一边在口里轻轻地念道：
故屋依稀何处寻？蜀王古墓草青青。
新房新路皆新建，物换人非泪满襟。
但愿丽华姐能在网上看到这篇短文！更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2017年3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