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及11月政治局会议开始以后，随看高层路线斗争的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对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愈加重视。任弼时在领导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结论方面已获得丰富经验，与毛的认识也完全一致，因此毛放手让任弼时主持全党历史决议的写作班子。为了显示毛的光明正大，让犯“错误”同志对批判自己“心服口服”，毛特意吸取“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张闻天、博古参加〈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44年5月10日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复至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再通过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对此文件，“精雕细刻”（毛之自谓也），前后共进行七次修改。现在，毛已全面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错误路线的开端定为六届四中全会，毛将不再顾及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富田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绕开富田事变问题，全盘否定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中央代表团。毛泽东在这份〈历史决议〉中，全面讨伐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教条主义集团”。同时，也对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点名指责了周恩来等对王明的妥协、支持、拥护，和对毛泽东正确路线构成的危害。
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新党史中，如何反映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若要肯定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策略、方针的正确，就必须将其对立面：旧中央领导的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予以全盘的否定。
1937年春，刘少奇曾就包括党在白区工作在内的党的十年历史评价问题，公开向张闻天发起挑战，但是那次进攻因受到张闻天和其它从事白区工作许多党的干部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取得成功。几年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加强，善于窥测风向的康生发现刘少奇的“政治行情”上涨，很快调整了与刘少奇的关系。三十年代初，康生曾经在党内攻击、指责过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到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对历史上反刘少奇的言行作了“自我批评”，康生表示当年自己反对刘少奇是错误的，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云云。康生作为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以自己的“自我批评”，初步树立了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正需要刘少奇的鼎力协助，因而对扩大宣传刘少奇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到了1944年，刘少奇是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已广为流行，于是，一个苏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再加上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新党史的框架基本就建立了起来。在这个新解释系统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全局性的，因而是第一位的，刘少奇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白区工作方面，在党的“功劳簿”上名列第二。
然而，刘少奇在党内的威望毕竟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即使与周恩来等长期位居中枢的领导人相比，也显得逊色。将刘少奇树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首先就得让那些从事白区工作的干部承认“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观点，而做到这一点却并非容易。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王世英等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同志的要求下，在延安召开了由康生召集的白区工作总结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认识，参加会议的有康生、黄火青（代表中组部）、潘汉年、王世英、王学文等十余人。康生在会上作了基调发言，强调白区工作出了大量的叛徒、特务，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以此全盘否定中共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但是康生的讲话当场受到王世英的驳斥，王世英详细列举了1932年以后中央军委（上海中央局机构）、中央特科等所开展的情报收集、秘密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证明党在白区的工作并没失败。王世英的发言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却使康生极为恼怒，不等会议结束康生就退出了会场。这个时期的王世英并不知道康生对白区工作的否定，是为了彰显刘少奇，是毛泽东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他也不知道，欲突出刘少奇就必须全盘否定党在三十年代的白区工作，尽管王世英在1936年就受刘少奇领导，与刘少奇有着较密切的工作与个人关系。但是，王世英并不真正懂得“党的高级的政治生活”，他只是从他个人工作和观察的角度对康生的意见表示异议，其结果当然不可能改变党对三十年代白区工作的评价。白区工作总结会议后，毛泽东接见了王世英，没有正面谈论王的意见，只是表示白区工作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久，1945年8月9日，在再次修改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刘少奇树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确立了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法理依据。这样，一个以毛泽东为中心、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经纬的中共党史体系基本建成。
1945年春夏，斯大林领导的抗德战争已获全胜，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已达到顶峰。然而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却一举打倒了斯大林在中共的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必须小心翼翼，尽量不触怒斯大林。
据师哲记述，1943年后，毛泽东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进行“改造和培养”，“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试图“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从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奇》看，他对毛的这个目的看得一清二楚）。1944年夏至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几乎每周或隔一周与孙平长谈一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七大结束后，毛又召见孙平，向他介绍大会情况（孙平参加了中共七大），“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中心内容有三：“大会是团结的”七大路线“得到了全党拥护”；“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凡此种种，显示出毛泽东纵横捭阖之术已达化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