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博古此时在中共高层已是人人皆可唾骂的对象。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王稼祥、凯丰皆病倒，不能参加会议，凯丰的妻子也因“经不起诱供、套供、连环战，得神经病死了”，王明早在1941年1O月后就停止参加中央一切会议，只有博古与会接受批判。博古连续两次作检讨，进行自我鞭挞，仍未得到毛泽东的宽恕。毛疾言厉色，尽情发泄心中的怨恨之气，竟信口将王明、博古称之为“篡党”。致使博古一段时期精神极度压抑，甚至已作好最坏的准备。王明后来回忆说，当时博古曾被威胁道，若不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痛哭一整夜，才被迫写了交代材料——王明这段话是否真实，笔者不能确定，因为博古早已离世，特录之待考。
与博古相比，张闻天的境遇要稍好一些。早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1943年后，张闻天虽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是却没有担负任何实际领导工作，只是主持政治材料室，编辑国际、国内参考资料。1943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又向毛泽东面呈长达四万字的自我批判的“反省笔记”，获得了“表扬”。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加大自我批判的力度，将自己从方方面面予以彻底否定，以显示他“跟真理走”的决心。
周恩来是首次参加这类点名道姓的高层检讨会议。1943年夏返延安后，周恩来调阅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至此他才明白当年会议的详情。从1943年9月至1944年春，周恩来写了大量的反省笔记——他当然知道，作为几个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自己难逃干系。周恩来既然早已认清形势，于是只剩下反省检讨一途。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三年来大后方工作，周借此向刘少奇表示敬意。周说，白区工作时期的暴露政策与跑街路线是错误路线，而刘少奇同志的言论是正确的。周恩来多次检讨，对自己犯下的“经验主义”错误深切忏悔，但是仍遭到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严厉指责及与会者的批判。周恩来在会场的紧张、高压气氛中，仍然小心坚持一、两个阵地——周恩来顶住与会者的压力，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作了辩护。
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每次都直接上阵，对所谓“两个宗派集团”左右开攻。刘少奇、康生则紧密配合，为毛摇旗呐喊。刘少奇在10月24、25日的会上详细讲述抗战以来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康生当面责骂博古，攻击王明、周恩来、博古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是国民党报纸。毛泽东并耸人听闻地宣称，王明、博古宗派至今还有破坏活动，党有被分裂的危险，威逼与会领导干部支持自己。
1943年12月28日，毛泽东决定正式向全党高级干部公布有关王明、博古的“错误”，将对王、博“错误”的几个判断传达下去，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这一天，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毛在这份电报中告诉全党高级干部：内战时期，王明、博古宗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造成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其影响时期的损失。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在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发出此电报，就是指望通过上下夹攻，逼使中央层的领导干部全部缴械投降。
1943年11至12月，毛泽东等对王明、博古的进攻达到最高点。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王明等是国民党“内奸”，王明是执行国民党“破坏”中共政策的代理人，以及王明在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又被放出，其历史有疑点等各种论调，只是在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毛泽东才在表面上放松了对王明的指控。
在紧张、高压气氛下召开的1943年9月至1944年4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基本实现了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从周恩来开始，重要的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检讨、反省。然而，唯有彭德怀与众不同。
彭德怀于1943年10月上旬奉命返抵延安，此时距抗战初期出师山西、华北已近六年。彭德怀回到延安后，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他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德怀，并没有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做违心的自我鞭挞。对于这一切，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毛泽东一向对彭德怀存有芥蒂，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视为对自己的冒犯，因此执意要将“火”烧到彭德怀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