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调到文化部电影局。我当惯了“驯服工具”，尽管我已经对新闻纪录电影有了兴趣，但还是服从组织到了电影局。而且，我还庆幸能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陈荒煤领导下工作，认为这是给我一个学习电影的好机会。
建国以来，历次运动遭难的少不了知识分子，文艺界尤甚。从《武训传》开始，反胡风、反丁（玲）陈（企霞）、反右……这些运动，我大多数时间在“新影”。新闻纪录片似乎介于新闻和文艺之间，运动一来，厂里当然要搞一搞，但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忙于拍片，所以运动大都是走过场。记得反胡风集团时，我们看到报上登的胡风言论，确实认为胡风真反动，那时并不知道发表的胡风那些信是断章取义编出来的。但是，在厂里找不到胡风分子，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青年编剧因仰慕胡风曾经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胡风并没有回信。这就够了，拿他来批斗。批来斗去，这位青年只交代他和食堂的一位炊事员有同性恋关系。他就作为胡风分子、坏分子开除出厂。厂里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因此，我对文艺界这潭水到底有多深，有多复杂，有多凶险一无所知，美不滋滋地到了文化部电影局。以后，在我离开电影局一年多，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当了一阵副厂长之后，又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了一年多。这大概是在1963年到1964年。这次在电影局事情就多了，江青时不时到电影局来调影片看。接着就展开了对夏衍、陈荒煤的批判。今天这部影片被定为毒草，明天那部影片又定为毒草。与此同时，戏剧改革也开始了，康生也跳出来说东说西。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即将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铺垫。可是我浑然不知，只是渐渐觉得跟不上形势。
我还得从头说起。我初到文化部电影局时，文化部的部长是茅盾。他是大作家，著名小说《子夜》的作者。像我那样年龄的人，年轻时大都读过他的小说。他当文化部部长以后再没有发表什么东西，似乎销声匿迹了。他住在文化部后面宿舍区一个单独的小院里，从不到文化部来上班。偶尔到电影局来看电影，总是和他夫人一起来，看完就走了，也不提任何意见。
前些时候报刊登了几篇文章，谈到1957年的“毛罗对话”，即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和文化界人士聚会，罗稷南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样？毛泽东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在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著名影星黄宗英在场，写了一篇长文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并且找出了当时新华社发表的照片。这样说来，茅盾大概属于“识大体”一类，当了文化部部长后就“不作声”了。他的秘书是从新影调去的，我认识他。我曾以为他当茅盾这个大作家的秘书，一定会在文学方面学到不少东西，因此问他：你当茅盾的秘书做些什么事啊？他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可多了，买蜂窝煤、堆蜂窝煤、买东西，总之，都是家务活。
夏衍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副部长还有钱俊瑞、李琦、徐光宵等人。电影局的局长是王兰西，副局长有陈荒煤、司徒慧敏、季红、王栋等。王兰西是河南人，号称河南三才子之一，但是没见他写过文章，对电影也不熟悉。因此，他对电影业务插不上手，编辑、导演们也从不找他。副局长中，司徒慧敏是科班出身，抗战前，党组织派他去美国学电影，他学的是摄影。他有一个心病，就是他去美国前已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到美国后又和人结了婚，这一位妻子在中联部工作。原来的妻子不愿离婚，说司徒在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他们开会，总是她守门望风。司徒去了美国，又是她一人把孩子拉扯大，所以司徒成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她坚决不离。司徒说，他在美国结婚是奉组织之命，并且也已有孩子，这位妻子也坚决不离。原来的妻子常来电影局闹，部党组对这一公案也不好办。几经商量，最后决定司徒的工资除留三十元给自己，其余的全部给原来的妻子。当初党组织派司徒去美，是因为司徒的父亲在美国。司徒告诉我，他父亲是以二十元大洋卖“猪仔”把自己卖到美国去当劳工的。这样的劳工规定劳动二十年后可获得自由。但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特别大，绝大多数劳工做不到二十年就累死了。司徒的父亲设法逃到别的州，捡了一条命。他开始做小工，后来开了一家饭馆。他烧的鱼很有名，叫“司徒鱼”。司徒慧敏曾给我看过一封美国朋友写给他的信，其中就提到“司徒鱼”。
司徒慧敏由于有这一段故事，谁也不敢得罪。遇到运动，还要对我和覃珍打招呼，要我们包涵包涵，为他说两句好话。
我在电影局制片处当副处长，另一位副处长是覃珍。她也是从新影调来的，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处里没有处长，下面有两个兵，一位叫徐庄，一位叫马林。覃珍的婚姻很不幸。她早年去延安，在延安中学任教。解放后任国务院某部部长的贾某某在延安时看上了她，三天两头找她谈话，要她汇报思想。覃珍一气之下就匆匆忙忙和孙泱结了婚。孙泱当时正患肺病。覃珍告诉我，如果不是贾某某，她不会这样匆忙和孙泱结婚的。孙泱是著名导演孙维世的哥哥，曾任朱德的秘书，进城以后移情别恋，和覃珍离了婚，留下一个孩子给她带。有一天，我和覃珍去一家饭店开会，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一个人来，覃珍马上把我拉到一边，我莫名其妙。覃珍告诉我，就是这个贾某某害了她，然后讲了上面这段故事。我和覃珍情同姐妹，出出进进都在一起。文化部的人常戏称我们俩是“双妹牌花露水”。她在生活上很能干。我在苏联拍片时，她也在苏联拍片。她会买一块料子自己缝制一件漂亮的布拉吉，个把钟头就能用缝纫机给我的孩子轧一条裙子。而我在生活上马马虎虎，不是衣服上掉了扣子，就是袜子穿反了。覃珍总说我懒，说我懒人自有懒人福。
电影局除制片处外，还有幻灯处、计划财务处等等。幻灯处的处长叫唐瑜，是有名的“二流堂”的堂主。我刚到电影局时，谁也没提什么“二流堂”，谁也不知道有个“二流堂”。到搞运动，整夏衍，“二流堂”才出名。原来在重庆那时候，唐瑜有一所房子，还有点钱。夏衍、吴祖光、丁聪、郭沫若这些文化人常在那里聚会，吃吃喝喝，实际上是党借这个地方和党外进步人士联系。那时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刚传到重庆。这部秧歌剧批评不干活的人，用陕北话把这种人叫作“二流子”。郭沫若在唐瑜家吃喝，开玩笑说：这里就叫“二流堂”吧。这本来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后来在运动中竟成了罗织罪名的代名词，涉及的人极广。我的女婿杜高等一伙年轻人和吴祖光往来较多，就成为“二流堂”中的“小家族”，通通被打成右派。半个世纪以后，杜高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唐瑜，杜高说：受了二十年的罪，今天第一次拜见堂主！
我到电影局时，正好全国各制片厂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摄制了一批好片。在1960年时，有的片子还没有完工。我看了不少好片。这一批片子都是夏衍、陈荒煤从剧本到拍摄花大力气帮助才完成的，如《青春之歌》、《甲午风云》、《五朵金花》等等。
看了这些影片，我对故事片又产生了兴趣，更庆幸我遇到了两位好领导、好老师。我记得有一次夏衍做报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业务。他说，他刚到文化部的时候，有人说他不懂京戏，他下决心把所有有关京剧的书都看了，所有的戏也看了，并不是不能搞懂的。这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暗暗下决心要在这新的岗位上努力学习业务。
那时，由于“三面红旗”、“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也许是这个缘故，上面对文艺界似乎一时顾不上。196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批判了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说不能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打棍子。这对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首都的电影创作人员也在香山举行了一次聚会。周恩来参加了。我和覃珍也去了。参加这次聚会的还有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周恩来和很多电影明星熟悉，他爱喝茅台酒，大家都去给他敬酒。尽管周恩来是海量，结果还是喝得酩酊大醉。
康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人很深的印象。他装模作样地说：为什么“三小戏”不能演！“三小戏”就是小生、小旦、小丑的戏，解放后，这些戏的情调被认为不健康，都在禁演之列。他还提出一些剧目，说像《花田错》、《十八扯》这些戏都可以演嘛。这些戏，我们很多人听也没听说过。又说：“你们怕什么？怕掉下万丈深渊吗？不要怕嘛，掉下去，我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他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作为学习的文件。
1961年秋天，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康生以上讲话作为会议的参阅文件，发给与会的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都兴高采烈，认为电影的春天要到来了。很多人提出电影的题材应当多样化，不能老写工农兵等等。我和覃珍每天把各小组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编写简报，当晚付印，第二天发给各组。工作很紧张，但心情也和与会者一样愉快。真以为电影的春天要来到了！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从3月3日到3月26日，文化部在广州举行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作用，认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在会上也说了类似的话，并且说：“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好像给文艺界又刮来了一阵春风。
这之后，我调到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一年多以后，1963年，我又调回文化部电影局。这时，电影的春天不仅没有到来，接着来的却是更加寒冷的冬天。
严冬的寒风首先吹向“鬼戏”的问题。早在1961年，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刊登在《剧本》杂志上。同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此戏。演出以后，康生大加赞赏，还宴请作者和演员。1963年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江青组织的围剿《李慧娘》的文章，从此在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1964年，康生摇身一变，把《李慧娘》说成坏戏的典型，号召大家批判。他批判孟超，批判廖沫沙，说他们是“用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1963年，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一份关于上海文艺活动的材料上批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又像一阵刺骨的寒风，不仅吹走了电影界盼望的春天，还涉及其他文艺部门，吹得整个文艺界鬼哭神号。
1964年在北京举行京剧汇演，又是那个提倡“三小戏”的康生在会上大批“三小戏”、旧戏。一年多前，不是这个康生鼓励大家演鬼戏、演旧戏，叫他们不要怕，说掉下万丈深渊，他会拉他们起来吗？这时，他不但没拉，反而落井下石。康生不愧是个善于看风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师。
我没有去参加京剧汇演，电影局有人参加了。他们一回来，没去的人都问，康生检讨了没有？听的人说：“他会检讨？还大批旧戏。”司徒慧敏到电影局来，他说1961年电影创作会议的档案材料千万不能拿出来！看不得！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那里面有康生提倡演旧戏、“三小戏”的讲话。奇怪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司徒在内，虽然都清清楚楚看到康生两面派的嘴脸，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把他过去的那些话拿出来问他一问！
这时的电影局也一天一天紧张起来。电影的春天没有踪迹，严冬却已经来临。三天两头中宣部来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我们一方面向部里汇报，同时就要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司停止发行。这种电话大都打到制片处，所以，电话铃声一响，我们就心惊胆战，不知道又是哪一部影片要遭殃。有的影片刚出厂的时候，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我们说这同烙饼一样，正面烙，反面烙，烙来烙去还是这张饼，香花“毒草”全凭上面一句话。那时候我们最怕接电话。电话铃声一响，都推三推四：你接，你接。
有一次，中宣部刚批评电影没有现代题材，《北国江南》出笼了。司徒慧敏高高兴兴跑到制片处来说：总算来了一部现代题材的影片，你们制片处赶快写一篇文章宣传宣传。马林自告奋勇愿担任这个任务。文章刚发表，当时的中宣部电话又来了：《北国江南》是“毒草”！
这时，江青除了插手戏剧，也开始插手电影。她时不时来电影局看影片。她要看的影片，大都是没有完成的。先由中宣部文艺处袁水拍打电话到制片处，我们给她从厂里调片。有的影片要从上海或长春调来。那时候江青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她来看片的时候，部里、局里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出来陪同，只好由制片处、由覃珍或我来陪。覃珍常因要管孩子的事，就推给我。我的事就多了。先要通知保卫处晚上留人守卫，要通知锅炉房把放映室的温度烧到二十四度，这是江青规定要求的温度，还要通知放映员检查影片等等。到时候，我必须到大门口等。江青来时必带上袁水拍，还有一个随员。江青总是穿一件长到脚背的斗篷。看片时，袁水拍坐在江青的旁边，随员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江青的后一排，以便听她的意见。影片放到一半，那个随员总给江青送上一粒药，一杯水。看完影片，江青当场并不表示意见。我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江青那时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一个名，但是谁都知道，她回去请示的并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泽东。
1964年3月，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开始整风。文化部的整风，从批判夏衍和陈荒煤开始。这次批判实际上是要批周扬，奇怪的是从批夏衍、陈荒煤开始；更奇怪的是这个批判又要叫周扬来领导。周扬那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主管文艺，夏衍很多事都请示周扬的。周扬来领导这场批判，我们都感到他自己也十分紧张。
在电影局，最紧张的是制片处，因为夏、陈二人管电影最多，制片处又是了解情况最多的处。在制片处，人们的目光又集中在覃珍和我身上。
这次批判先在各局开小组会，任务主要是揭发，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全部的大会批判。每当开小组会，我和覃珍就如坐针毡。大家看着我们，等我们揭发，而我们实在揭不出什么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夏、陈究竟错在哪里。有一位不懂业务、整人却很内行的副局长直截了当地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揭发？弄得我和覃珍连排队买饭时，也觉得好像所有的眼光都在盯着我们。到了晚上，我们两人就在一起商量哪些可以揭发，偶尔想到一两句话，似乎可以揭发，就记下来。这样好不容易拼凑了三四条，然后分工：明天你揭这一条，后天我揭那一条。我们不能把辛辛苦苦想出来的几条一下子抖出来，否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所以，批判夏、陈，好像在批判我和覃珍。那一阵我们两人的日子真不好过。
副部长李琦有一天跑到电影局来说：你们注意，重点是30年代。我们问他，30年代是什么事？他也说不出来。这个重点，我们就更抓瞎了。
不久，覃珍被借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她也在文艺处）要覃珍到北京图书馆去借夏衍30年代写的剧本，并帮她一起看。覃珍晚上带一些回来给我看。我看了一本夏衍写的《芳草天涯》。这是一本写小知识分子想革命、又不坚决的剧本。覃珍说胡乔木对这书曾经有一个评语：“欲斩马谡，挥泪踯躅。”意思是说夏衍想批判知识分子革命不坚决，但是又对知识分子充满了同情。我和覃珍商量，这个剧本也许可以批一批，因为它同情小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批判稿，由我在全部大会上发言。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夏公写这剧本时的时代背景，只按解放后的标准，特别是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来批判夏公这个剧本。这是我对夏公欠下的一笔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老伴李普多次去夏公家看望他。他对老朋友、老部下总在卧室里接见，只是一些不常去的客人才在卧室外的客厅里请坐。我记得他的床上总是整齐地铺着蓝条条的床单。靠窗有两个小沙发和一张茶几。窗台上堆满了书。夏公坐在小沙发上。小保姆总忘不了抱了一只大黄猫塞在夏公怀里，或放在床上。猫是夏公的宠物。李普讨厌猫，说猫太无情，你家穷了它就跑了。夏公说猫好，他母亲是很喜欢猫的。我几次想起我在文化部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想向他道歉。但是，当我看到他在“文革”中受伤后装的假脚，我就不忍心再提往事。那时，夏公虽然不出门，但是对国内外大事仍然了如指掌。我们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就是没提过电影。
那次文化部整风后，我离开了文化部，调到了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电影，经过那次整风，以及以后的“文革”，直到粉碎“四人帮”，就只剩下三部影片可以上演，人称“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选自《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