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年才恢复，1966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年4月来到延安。1943年3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窑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子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