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此时虽任边区政府主席，也名列边区系统的分学委负责人，但领导运动的大权却由李维汉掌握。林伯渠处事谨慎，“慈祥剀和”，待人诚恳，在边区享有崇高声望。在毛泽东的眼中，像林伯渠这样的忠厚长者只可列为“好好先生”一类，显然不是领导此类整肃运动的合适人选，故有派李维汉来边区政府协助工作之举，而李维汉本人也属被考察的对象。
在1943年抢救高潮之际，边区系统许多原由林伯渠介绍、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都被整成“特嫌”、“红旗党”（林伯渠曾任中共驻西安代表，中共出席重庆国民参政会代表，多次前往重庆），林伯渠虽然多加安慰，一时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诫这些被整青年，“你们可不要说违心的话，要实事求是”。
1943年9月后，边区政府系统一批被怀疑为有问题的干部先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三部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在“抢救”中，边区各机关“捷报频传”。边区政府研究室、法院、财政厅、教育厅都挖出了“特务”。散文家吴伯箫此时任教育厅中等教育科科长，被打成“国民党CC特务”。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更成为边区远近闻名的“特务头子”，1942年下半年，康生在进行内部审干、肃特试点时就选中了黄亚光作为“国特”的标本，将其秘密逮捕和关押。到了“抢救”展开后，又将黄亚光拉出来，逼迫他指控所谓同伙，并全被送往保安处关押。
由著名戏剧家塞克任院长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除干部受冲击外，还波及一般勤杂人员。有一个为剧院赶大车的人，被诬为“特务”，遭捆绑吊打，被“活活折磨致死”。
延安保育院为延安唯一收养干部子弟和中共烈士子弟的幼儿园，该院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躲过“抢救”。李维汉承认，在保育院曾出现“车轮战”的过火现象。
在直属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县和边区各县也展开了紧张的反奸、“抢救”运动。
1943年4月，康生将其妻、时任中宣部干部科科长的曹轶欧派往延安县担任县委委员和县委宣传部长，曹轶欧下放延安县的目的是创造一套群众性反奸运动的经验，以证明毛泽东、康生发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的合理性。
曹轶欧甫抵延安县，迅速将所谓嫌疑分子集中到整风学习班，她以“大反右倾麻痹思想”、“提高对敌斗争警惕性”为口号，一口气把延安县宣传部部长许平、县政府第三科（教育科）科长谈锋、蟠龙区宣传科科长黄流、县委宣传部干事杨志功等打成“特务”、“汉奸”。曹轶欧继而发起“坦白运动”，再施之以“瓜蔓抄”战术，将一大批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定为“特务”。川口区宣传科科长蓝琳彬在诱供、套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自己是“三面间谍”，即“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意大利特务”，她何以荒唐至成为“意大利特务”，乃是蓝琳彬的丈夫武竟天（原中组部秘书长）此时已被定为“意大利间谍”。另一女干部，牡丹区宣传科科长苏平，因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被曹轶欧指控用“美人计”引诱农民干部做特务，下令将其逮捕人狱。
1943年7月7日，延安县举行群众性反奸坦白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出席，经曹轶欧训化的男、女干部纷纷上台坦白，承认组织暗杀队，企图杀害党的干部。曹轶欧则号召失足分子抓紧坦白，宣称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持续近一天，最后由胡乔木讲话，揭露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罪恶。
9月4日，延安县在蟠龙召开四千人参加的除奸动员大会，高岗发表了极具鼓动性的反特动员讲话，紧接着有二十三人上台坦白，这些坦白的人员在两天前受到高岗的亲自接见，高岗“赌咒发誓”，保证他们坦白后绝不会被杀头。
最后大会安排一个已经坦白的“特务”的“白发老母，踩看小脚，蹒跚的步上主席台，在涕泗横流中感谢中共对她儿子的宽大为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