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三局是军委几个局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个局，有工作人员近千名，大多为抗战后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审干、反奸中，三局电讯学校二百人中已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斗争。三局各科室大多数工作人员随后都被打成“叛徒”和“特务”，由于三局“特务成堆”，一段时间，延安总部与各地的电讯联络已难以为继。由于三局所负责的工作极端重要，因此当1944年元旦，王铮率三局工作人员给毛泽东拜年时，毛向三局受审问者表示了歉意，首先解脱了他们。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的前身是瑞金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6月易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一再指示，抗大要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把抗大招生的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在中共的感召下，大批外来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使抗大的规模不断扩大。1939年6月，因边区粮食困难，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总校转移到晋东南，1943年春，延安又命令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移驻绥德，并将延安军事学院、抗大两个分校等合并于抗大总校，任命徐向前为抗大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此时全校共有学员六千余人。
抗大的整风、审干开始于1943年8月，运动初期，在以徐向前为书记的抗大总学委的领导下，一切进展平稳，徐向前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醒大家头脑保持清醒。但是随着中央社会部派出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到达抗大，形势迅速恶化。从1943年10月中旬到12月下旬，全校开展了深挖“反革命”、“特务”的“全面突破”竞赛。
徐向前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详细地描述了抗大“抢救”的场景：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的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自从延安中社部派来的工作组进驻抗大总校后，徐向前事实上已被靠边站，在这种形势下，他已无事可做，只得于10月下旬返回延安。
徐向前经历过党内长期的残酷斗争，对极左的一套始终持有警惕的态度，返回延安后，他仍然经常过问抗大总校的运动情况，但他根本无法正面对抗这场由毛泽东、康生直接领导的运动。和徐向前相比，抗大总校的其它领导人态度就不那么冷静了。韦君宜当时在绥德，亲耳听到杭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在极左风暴的袭击下，抗大总校在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是驻守延安地区的卫戍部队，由贺龙担任司令员，该司令部所辖的中共唯一一个炮兵团，因八路军基本从事游击作战，炮兵团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湾搞开荒生产，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该团许多干部甚至对延安动态也知之甚少。炮团干部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有不少人甚至在苏联学习过。仅教导营就有近二百名知识分子。在“抢救”中，炮团90%的人被打成特务分子，有个模范连的干部100%被打成“特务分子”。确定“特务”的标准非常简单：出身知识分子，来自国统区，不是“日特”。就是“国特”；若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是“红旗党”、“假党员”、“叛徒”。炮团参谋徐昭，因其父在国统区煤窑上管财务，他就顺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