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1年，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大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从1959年秋季开始，安徽颍上这个七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绝大多数农民在4189个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天的主食是“五大两”（即半斤原粮）的低标准，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群众进食堂，两眼泪汪汪，打饭用盆罐，顿顿照影汤”。饥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195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154691户、703940人，到1961年底全县还有149847户、617031人。与1958年相比，减少4844户、86909人，分别下降3.13%和12.34%。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农村妇女因长期饥饿而导致高度浮肿、子宫脱垂等疾病，基本上没有生育。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社会动态，出于职业习惯开展了调查。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分析这49起案件，具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1.故意杀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城郊区林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时年48岁，于1960年1月12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6岁）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依法逮捕，并以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将生活困难，杀死小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员不被饿死的事实全部隐瞒，而罗列了重男轻女等不实之词，欺上瞒下。
2.杀死别人的孩子，肢解尸体自食并出售。1960年3月12日江口镇居民刘陈氏（女，48岁），用花生米将其亲侄儿（乳名马驹，男，4岁），骗到自己家中，随按倒在地用手卡死并肢解了尸体，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猪肉在街上出售。剩余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马驹的父亲刘在志发现儿子走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察破案后刘陈氏被依法逮捕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采取同样手法，隐瞒事实真相，谎称两家有私愤系报复杀人。刘陈氏的丈夫刘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释放后不久也饿死在家中。
3.从乱坟岗拣回尸体食用并出售，1960年1月14日，六十铺乡农民陈士贤（男，33岁），从乱坟岗拣回小孩尸体一具，煮熟后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发案后，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监毙；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县公安局办理10起。
4.从旷野荒地拣回整个尸体或肢解部分，煮熟后充饥。属这一类的事件县公安局办理37起。当时未被发现的或发现后未向政府报案的，远远不止这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后，县委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精神，根据上级部署，颍上县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复查。复查后认为，除高士英、刘陈氏两起故意杀人案应予以维持外，其余均属错案，尚在关押的一律释放并逐案进行了平反，对在关押期间死亡的13人，由政府出面除宣布平反外，还适当给予经济补助。
我已年过八旬，40年公安工作的生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县公安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从事公安史志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对40年来颍上县公安工作在党委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通过编纂“专业志”、“大事记”、“组织史”和“专题材料”等，已作了真实的记述。
然而，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公安干部，对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本文所讲的几十起“特殊案件”，有的是经我亲自办理的，有的是局领导集体研究时，本人参加听过汇报做过表态。在上述错案中，我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我在从事公安史志编写的几年中每当查阅历史档案时，总是经常想起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我们公安工作不可避免地也犯了错误。其中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1960发生的“特殊案件”。这类案件初发时，我们不敢相信能有这回事，查清几件后，当向领导机关汇报时，他们说：“这类案件的发生，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公安局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当时公安机关刚刚结束“反右倾”学习运动，加之领导给定了这个“调子”，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向领导汇报时不敢讲真话，结果我们只能违心地扮演着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术语，如“政治破坏”、“影响大好形势”等等，作为这类案件的代名词，实质上是在混淆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饥饿将死的人民群众。
1962年对这类案件复查平反之后，上级电话通知说：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负责人（党外人士）要来安徽视察工作（实际没来颍上），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把这类案件卷宗从档案中抽了出来，单独保管。（注：我写公安史时，已找不到这些档案）其他案件涉及类似内容的，能分出来的尽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笔抹掉。如此一来，颍上县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特殊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安档案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
幸好，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现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将这段历史客观地记述下来，意在“以史为鉴”，教育后人。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