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进而成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并在党内占据更重要的地位，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付王明等国际派的同时，竭尽全力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网密布全国的中共第一大部。
在康生的主持下，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分，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的情况相类似，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甚至毛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毛对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的。
毛泽东对在康生领导下的社会部所发生的变化深表满意，康生的凌厉的工作作风和对毛的绝对效忠，给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削弱周恩来在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中的影响，在情报和肃反部门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为了彻底弄清机要情报系统干部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的思想表现，毛决定对康生进一步放权。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康生终方全实现了梦寐已求的对中共机要情报系统的控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情报和肃反系统的首脑，同时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1942年康生的职务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党和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央情报部部长；（1941年10月成立）
中央机要局局长。（1942年4月4日成立）
康生在获得中央机要局局长一职后，为了报答毛泽东的信任，在原中央秘书处机要科和军委机要科厉行清洗，将一批资深的机要干部清除出机要系统，使原先三个机要科的二百个工作人员，在机构合并后只剩下九十九人。
在人数减少一半，工作量急剧增加的1943年，中央机要局的干部（1942年4月18日又易名为中央机要科）超负荷运转，然而这一年却被誉为是“大转变的一年”，并获得毛的高度称赞。
康生身兼数职，直接掌管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事务，但中央社会部却仍是所有秘密机关的真正核心部门。由于社会部的干部技能全面，经验丰富，很快就取代了合并单位原先的干部，成为各主要科室的骨干。康生并布置社会部干部从事整风审干的新任务。于是，康生机关的势力在1942年后迅速膨胀，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