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泽东、中央总学委和中央社会部的关系
自整风运动展开后，中共中央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出现若干新变化，尽管在与各战略根据地和与重庆南方局的联络来往方面，毛泽东继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在延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部分权限已被中央总学委所取代。中共中央大多数部委的职权范围也大大缩小，仅限于维持一般业务工作的水平。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中央总学委实际上已成为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中共最高决策和权力机关，尽管毛在1942年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但他还是感到这两个机构有些碍手碍脚，毛要创设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个人，由他一人支配的组织。然而中央总学委并非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只是毛泽东为掩饰其在党内实行一人统治而设置的临时机构，在整风运动期间，它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央总学委的存在及其退隐全凭毛的个人意志决定。1942年是中央总学委大显神威的时期，在它的核心层仅有毛泽东和康生两人，而康生则完全听命服从于毛。中央总学委的关键部分是由毛、康直接领导的各系统分学习委员会，各系统分学委作为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得力工具，在整风初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在各分学委唱主角的同时，长期被宠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央社会部，也从过去所处的幕后一步跃入到前台。
中央社会部“出山”的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各分学委的审干工作超负荷运转已难以为继，急待社会部支持。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中直系统、军直系统等分学委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各基层单位汇报上来的有关“重点人群”的反省笔记、“小广播表”和个人历史自传以及其它交代和审查材料堆积如山，大量的文字材料需要整理、汇编和核实；各系统的分学委还承担了与被怀疑对象个别谈话、对某些人实行侦讯、布置监控等繁重任务。对于这类具有“特工”性质的工作，经历过江西时期肃反斗争的各分学委的领导，虽然并不陌生，操作起来，一般也得心应手；但是，今天的形势早已不同于江西时期，某些特殊的调查已非各分学委独立所能完成：首先，被审查对象面广量大，互相交叉，几乎覆盖延安各机关、学校，没有社会部的协调，调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其次，审查要求也有所提高，某些审查项目已带有特殊的专业色彩，例如通过电台异地调查、邮检等，使许多分学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有社会部配合的必要，甚至如何提高审讯工作的效率，也急需专门机关的指导；第三，运动的发展和深化令人目不暇接；一些参加各分学委、原先负责审查别人的干部不久自己就成了被怀疑对象，并被关押和“控制”起来。上述情况使得各分学委普遍感到人手紧张，纷纷向中央总学委告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共情报肃反的专门机构——中央社会部，被毛泽东、康生引入到领导审干的中心位置。于是，从表面上看，在延安主持整风审干的机关仍然是各分学委，但内里却是中央社会部在掌握、控制和操办一切。
中央社会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迅速介人正在展开的审干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由康生领导的社会部绝对服从和效忠于毛，是毛完全可以支配的力量。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在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有意识的安排下，一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曾参与“肃AB团”的干部，如曾山、陈正人、古柏等，被安置在地方党政部门或军队工作，因此从1932年起，毛泽东对中共肃反机关已不再具有影响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闻天夫人）一直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会议记录一类的文书工作，而未和其它妇女干部被安置在“干部休养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掌管机要、情报、肃反部门极为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逐步蚕食周恩来的领地。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自己的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但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权仍控制在副秘书处长王首道手中。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节制。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中共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大权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因为，这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则对毛绝对服从，深获毛的信任。为了彻底控制中共的机要情报机构，毛还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变化。毛泽东经过细心考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大权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分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毛即宣布撤消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的老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掌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