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张旗鼓反右时，我才四岁。我父亲是一家帆布厂的会计，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哥哥和小姐姐正在念小学中学，所以都与至今依旧是“及时”，“必要”，只是“扩大化”的反右搭不上界。我大姐那时正在北京上大学，应该是反右的重点单位，但航空学院比不上北大清华人大，他们班只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多少够格的右派言论的地方，就得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最低的指标总要达到。就像不久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先后有“亩产十几万斤粮”和“瓜菜代”，甚至“草根代”。该同学是因为在哲学课上学了“否定之否定”之后认为任何理论都应先加以否定，如果确是真理，在否定之否定后才得以承认。这样就被指责为怀疑和反对马列主义而打成右派。作为一个工科学生，我大姐自己即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真心实意热爱共产党新中国，当时上大学还不太讲出身成份，学生中工农出身还不多，她的职员出身算是成份好的了，所以也平安无事，逃过一劫。
我的堂姑夫，阿祥叔，当时是上海市工商联的一个小干事，他平时为人热忱，喜欢热闹，酒肉朋友多，常和同事朋友一起聊天吹牛。反右时他被指责与资本家打得火热，替资本家办事，泄露政府工商政策给资本家。还有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正逢雨天路滑，他说了一句“乡下的路泥泞不平真难走”。反右时也被人揭发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尽管后来认为情节不算太严重，他依旧被评上了“右派”。不久全家被赶到市郊嘉定县的一个国营养猪场。虽然四阿姑不是我的亲姑姑，是我父亲的堂妹，但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所以堂兄妹也就走得近，他们来上海时会来我家，爸爸也去看过他们几次。有一次我们全家去他们家，那好像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大饥荒后不久，他们告诉我们在大饥荒年代，那时称“三年自然灾害”，人吃猪食，猪吃人粪，猪同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他们住在两间一套的单层砖房里，这些统一的几长排住房外面看上去如同营房，里面泥土地，阴暗潮湿，煤球炉的热气驱散了一点寒气。晚上虽说有电，支光很小的电灯下屋里依然昏暗局促，即使外面皓月当空。
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同阿祥叔一样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儿子至死未婚，小儿子后来成家后有一子。由于在郊区生活居住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在阿祥叔五十岁去世后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人世。女儿练气功，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后自杀身亡。阿祥叔没有活到右派改正那一天。由于本人已亡，四阿姑又是个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他们没能迁回上海，只是后来住房等有所改善。四阿姑看到丈夫和自己的子女都先她而去，孤苦伶仃，郁郁寡欢，再加上同她的几个性格活跃开朗的姐姐不一样，她性格内向，不愿到上海亲戚家走动，除了和小儿媳和孙子有所来往，独自一人走完了她凄惨的人生。离世时死在厕所间，过了几天才被人发现。
另一位“右派”亲戚是我奶奶堂兄的小儿子，我叫他兰兰叔。他一九四九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法院工作，参与过几个要案审判，颇得赏识，好像还上过报纸。他怎样被评为“右派”的细节我不清楚，只知道全家被发配到甘肃张掖。还算好，没有进劳改农场。在农村没呆多久，由于办事能干，善于交际，被调入一煤矿做采购，他几次到上海出差或探亲时，来过我家，我只记得他很精干，说话滔滔不绝。我妈说读法律的都能说会道，怪不得要当“右派”。八十年代“右派”改正后，他先是到兰州法院工作，后又调到宁波大学教书。
还有一个假“右派”是我的一个表兄。他是我小舅舅的大儿子。我小舅舅早年眼瞎，过世得早。小舅妈在乡下含辛茹苦带着几个孩子，我妈妈同她几个在上海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给与一点接济。我的两个姨妈同其他人合开了一家针头厂，就让我小舅妈的大儿子来上海进厂做工，不久厂就公私合营了。由于他一人在上海，年纪轻且没有大人管教，所以养成习性散漫，不求上进，干活有些吊儿郎当，常常顶撞领导，与厂里的组长，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都闹矛盾。在一次全市性的抓“坏分子”的行动中，他就被抓了进去。我妈说当时人像螃蟹一样一串串地捆着送进公安局。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各单位正在处理右派，一部分被送去劳改。他们这一批人也就同许多右派一起送到安徽劳改农场，刑期满后就留场就业。也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后他也被作为“右派”改正回上海，也算是占了“右派”的光。
他告诉我们他的命是捡来的，不用说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干活累死的，缺医少药生病死的，几次抗洪抢险，他们这些劳改犯和劳改就业犯都被逼着跳到洪水中用人体挡决口，不少人被洪水冲走。他回上海后被安排在近郊的煤气公司里工作，同郊区一位丧偶的少妇结婚，她有一女儿，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当他退休时，女儿已成家，儿子参军复员回来后进一工厂。尽管往事不堪回首，他晚年也总算老有所安。可是退休后没有几年他得了癌症，在他儿子结婚后没几个月就去世了，没能享到多少天伦之乐。我想他儿子匆匆结婚也是为了赶在病魔夺去他父亲的生命之前。
反右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国内像对待文革和大饥荒等一样，政府刻意淡化，阻扰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回忆反右的文章还是层出不穷，但其中写名人的，文化人的，或经历特别动人的占多数。然而这五十多万的“右派”中大多数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没有曲折离奇的经历，就是为了几句话，几件小事，改变了人生，变成了这倒霉的五十几万（也有认为上百万）中的一个数字。而且一人罹难，全家遭殃，这样几百万人成为贱民。如今这五十多万已所剩不多。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彻底平反“右派”，补发工资，开放档案，弄清真相。他们拒绝遗忘，反思历史，写下了他们自己和死去的“右友”的苦难经历，不让它默默无闻，不让它烟消云散，为历史留下见证。所以我也将我这些零碎记忆记载下来，为反右历史填补一角。
2010年07月30日
(《华夏文摘》cm 1007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