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列错误路线。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肃AB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