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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防疫法

一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鉴于武汉肺炎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宣布十四日内曾逗留中国大陆者,除却美国国民,一律不得入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太不厚道。”

据中共逻辑,武汉肺炎病人要隔离治疗,是凉薄;与之曾有近距离接触者,要隔离观察,更欠厚道。难怪香港伪政府抵死不肯对祖国大陆封闭关口,一任大陆来客自由入境,反正伪政府高官一不缺防疫装备,二不会置身危险之地,受影响者无非连口罩都缺乏供给的贱民。疫症爆发以来,习近平就厚厚道道,半步不踏足武汉。

《后汉书》卷四十一载:光武帝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郡督邮钟离意“独身自隐亲(孤身前去抚恤病人),经给(经营济给)医药”,救活者甚众。又《宋史》卷一七八载:仁宗曾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开药济民,并取宫中珍宝通天犀入药,内侍李舜举请仁宗留以自用,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他又怕“贫民为庸医所误”,遣太医去为百姓诊治。这是旧中国君臣的厚道。

中共的厚道可不同了。华春莹说:“我国防疫措施之严,往往远超《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例如湖北黄冈市有鄢小文者,因发烧被迫隔离观察,当局明知他家里有十七岁脑瘫儿子无人照顾,却任他饿死了事;又据大陆《财经》杂志报道,武昌有学生一月二十二日发烧,走了六家医院求医,都不获诊治,惟有回家坐以待命;又路透社一月三十一日在武汉拍得一老人倒毙街头照片。这样的防疫措施够谨严与厚道了吧。

中共对疫病更有“父为子隐”的厚道。例如二零一八年大陆爆发猪瘟,路透社去年六月三十日有以下报道:“据四位行内人说,中国种猪死于非洲猪瘟或因猪瘟被杀者,比官方公布多两倍。”又月前北京、内蒙古等地爆发鼠疫,中共又是语焉不详,互联网上流传黑龙江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份内部文件,说北京黑龙江宾馆有七人染上鼠疫,而这消息未见官家公布。至于武汉肺炎,武汉市长周先旺一月二十七日告诉中央电视台记者:“我身为地方官,按《传染病防治法》,须获授权才可披露疫情。披露未能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可见中共防治传染病的政策,就是隐瞒疫情。据中共说,截至二月二日,大陆感染武汉疫病者一万四千多人,死者三百多人,这不知是一折还是两折的数字。

当然,中共对疫病源头虽说总是查不到,对贱民却有亿计录影机监视,随时可以瓮中捉鳖。二零一七年,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记者与贵阳公安局做了个实验:他试行潜逃,公安不用七分钟就把他抓住。武汉有李文亮等八位君子曾率先揭露肺炎疫情,转眼就一一被捕。习近平一月二十八日说:“中国向来开诚布公,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充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长。”这和他说“防疫首重人民安危”一样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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