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22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聚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迹”。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实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新启蒙”运动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以至国民党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应吸收世界伟大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在马列主义的框架下，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先进的外国文化结合起来。
陈伯达所具有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学养和对民族化共产主义问题别具一格的看法，终于被毛泽东所发现。在民族化共产主义方面，毛泽东和陈伯达有着太多的共鸣。毛一经识得陈伯达，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一时，毛、陈书信频频往来，纵论孔孟、墨子思想。此时的毛泽东正急欲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只是苦于没有助手，陈伯达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达延安一年半后，陈伯达被毛泽东从马列学院教书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一步跃升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从此正式成为毛的首席理论助手。当陈伯达跨入权力中枢后，他的个人品质迅速被他周围的权力至上的气氛所毒化。陈伯达在这种“中国化”的环境中，也从一位朴素的教书先生，很快堕落成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权力崇拜狂。
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毛泽东不同，胡乔木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的。胡乔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因长期身居幕后，其文名远逊于当时的周扬、艾思奇、陈伯达。当胡乔木于1937年秋初抵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对他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是将其分配到远离延安、位于陕西泾阳县的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作冯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训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联合会（共青团解散后，中共领导青年运动的组织，代行共青团职能）宣传部长。
在安吴堡的两年，是胡乔木政治上失意的两年，胡乔木几乎没有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青训班的主要干部大多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与胡乔木的气质、兴趣相去甚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来的中央青年部，由陈云任书记，冯文彬任副书记，胡乔木也被吸收进中央青委，从而和陈云结上了工作关系。1939年7月，胡乔木在安吴堡闲置了两年后，终于回到了延安。此时陈伯达已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而胡乔木仍默默无闻。但是有了陈云的扶持，胡乔木渐渐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杂志在延安复刊，胡乔木参加了该刊的编辑领导工作，逐渐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约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