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出自毛泽东笔下的社论，第一次点出有一个“章罗同盟”，定罗隆基为帅上之帅，还说：“……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社论斥责他们“呼风唤雨，推涛逐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见毛选第五卷435页）
如此疾言厉色的声讨，如同雷霆万钧，把整个中国震得山河失色。民盟和其他一些在鸣放中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的知识分子，统统陷入了被围剿的境地。
就在章伯钧、罗隆基、浦熙修们在北京被《人民日报》“七一”社论追讨得无处藏匿，三番五次做着屈辱的检讨和互相揭发之际，社论作者毛泽东已经南下。七月八日，他在上海说：“对这些右派，我们正在围剿。”（见毛选第五卷442页）此时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公开号召反右正好一个月。毛泽东认为：在这一个月里，鸣放中最有问题的两张报纸，光明日报“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而文汇报呢，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还“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
毛泽东为什么死揪住文汇报不放？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暂且不表。我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这个时候在上海与各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次会见，以及此时得以觐见龙颜的各界知识分子的表情。
个人崇拜重新归来
七月七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三十六人。
在这种场合下，毛泽东显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看见以前见过一面的科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颇为江湖地称呼道：“谈先生！老朋友！”以至谈家桢激动地说：“他和我只见过一次面就记得了”。毛泽东还记得导演应云卫“到过延安”，“去榆林拍电影”（按：指1946年应云卫到内蒙拍《塞上风云》）。在与血吸虫病专家苏德隆寒暄时，毛问黄浦江里有没有血吸虫？苏德隆得知毛想横渡黄浦江后说：黄浦江里没有血吸虫，但是有伤寒病菌。劝毛不要在黄浦江里游泳。毛开始发挥他的辩证法：医生的小心固然好，但我们还得要大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就全面了。这又被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感叹道：“主席的小心与大胆比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与统一的辨证关系。亦即指出了我们和右派分子斗争时，必须小心和大胆结合起来，工作就做得更好”。毛泽东说看过漆琪生教授写的文章，漆教授“又兴奋，又惭愧”，“总的一句话，毛主席对我们这么关怀，我们怎么能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跟毛主席走呢！”毛泽东看见著名教授、历史学家束世澄头发已经斑白，就问束“现在还上课不？”束答道：“还在上。”毛泽东关切地说：“可以不上课了，只要指导别人就行了。”束世澄事后激动不已：“其实我的年纪比主席小，他还在日理万几（按：原文如此）为人民操劳，却要我休息了。而主席的谈话又是如此亲切，真是像老朋友一样。这怎能不叫人感动？”“从去年起我看过几次主席的照片，总觉得他显得有些苍老，我一直怀念他老人家这几年是太辛苦了。但见面后，觉得他比照片上年轻得多，身体非常健壮，他还说要横渡浦江。看到主席这样精神，真是我莫大的安慰。”……
几乎所有人都被领袖的风度迷住了。“谦虚”、“诚恳”、“慈爱”、“非常亲切”、“像老朋友一样”……。黄宗英观察得很仔细：“有的以前见过的，他一看见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么工作；有的初见，但在临别一一握手时，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这种“对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关心”，让被关心者“非常感动”“非常激动”……
失眠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此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使得原先靠安眠药入睡的，激动得非要加大了剂量才能入睡。可也有相反的，束世澄是一位。他说：“方才几位同志都说见到了毛主席后回到家里，几乎一夜睡不着觉。我却和大家相反。前几天我一向上床不容易睡着。但是见到主席后，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因为听毛主席说，右派反过之后，整风整过后，中国马上就要大大好起来。我就感到心安理得，为从来所未有。问题只在目前如何热情坚决的投入战斗，今后如何更努力的搞好工作。”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挑战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中共党内也对七大以来对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作了反思。毛泽东开始从“神坛”不无失落地逐渐回到“人间”。然而一场反右，让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重新归来，七月七日对上海各界人士的接见就是其中的精彩一幕。毛泽东很成功。
听听当时的各界代表们还怎么说——
李锐夫（华东师大教授）：“毛主席胸襟伟大，给我们莫大的鼓舞。”
漆琪生：“主席讲话的态度既慈爱又庄严，使我们肃然起敬。”“毛主席的谈话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短短一席话，对我的教育真是终生受益无穷。”
周煦良（翻译家、教授）：“这次见面，真是毕生难忘。”
笪移今是复旦大学教授，他曾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的撰稿人，还做过代主编，又是九三学社发起人。这时的储安平已经被批判得连上医院看病都不敢报自己的名字。笪移今说：“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和哲学意味，发人深思。”“主席的话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主席的谈话一贯是那样轻松而富有生命力。……主席态度谦虚、亲切、诚恳，真使人感动得无以言喻，对人的启发和帮助很大。”笪移今特别强调：“的确，人民是选对了自己所敬爱的领袖。”
苏德隆（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哲学博士）：“主席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后来在“文革”中被整死的著名导演郑君里提出了“元帅”和“慈母”的说法。他说：“这次毛主席来到上海，正好是上海反右斗争到达高潮而且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能够看到毛主席，除了极度兴奋之外，还有二种心情，一是自己作为反右派斗争行列中的一个小兵，看到毛主席像是看到了指挥全军的元帅上了火线一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另一种心情又像是久离父母的孩子重新见到了慈母。我更觉得毛主席既是我们的元帅，又是我们的慈母。”
翻译家罗稷南的提法也很新，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毛泽东是“国家元首”是事实，但当年很少有人这么说。“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是个创新的概括。
细细咀嚼对毛泽东的这些赞美，再想想九年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个伟大”之类，就不觉得太突兀了。只是这些赞美都出自于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口。
主动申请继续改造
当然，回头看这段历史，很难说，当年的那些赞美都出于真心。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鸣放期间也提了许多意见，反右来了，谁也吃不准自己离“右派”还有多远，心中不免七上八下。二〇〇三年黄宗英回忆说，听说毛主席晚上要接见，当时“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一同被召见的黄宗英的丈夫赵丹虽故作镇静，但其实“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民建中央委员陈铭珊说：“市委统战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赶到那里一看，只见灯火辉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那里讲话，使我惊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咖啡厅里是分团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当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时，有人介绍到我说：‘这是陈铭珊。’毛主席说：‘噢！上海有个陈铭珊，北京有个陈铭德嘛！’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北京陈铭德已被划为右派。我听后心中很吃惊，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临离开之前补充了一句：‘我刚才说北京有个陈铭德，是为了便于记忆。’他这一解释，才使我如释重负。”（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在上海》）
受到领袖的接见，在当时人们看来，等同于劳动模范。黄宗英说：“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高兴极了，问我们：‘毛主席为什么找你们谈话啊，你们是劳动模范吗？’我们听了很惭愧……”尽管不是劳模，但无论如何都是领袖路线上的人了，所以在座谈会上，大家先是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接着开始检讨自己。
谈家桢说：“我参加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对中央方针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但是回到上海以后，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想想自己在大鸣大放中也犯了一些错误：随波逐浪，在有些对党的意见中，不免夸大了缺点，对解放来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教学改革、科学体制和学习苏联等存在着的片面的缺点有夸大为全面缺点的感觉。这说明自己在思想上，还没有明辨大是大非，立场模糊。”“有些论点却和右派分子的论点不自觉地起了共鸣作用”。谈同时强调了“当时各方面的压力大”的客观因素。周煦良说：“我的思想也有些糊里糊涂，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表现得不够坚决，我一直想要多写文章，也打好了几篇腹稿，但一直没有写出来。”束世澄说：“在这次反右斗争开始之前，我自己就很糊涂，对问题看不清。”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自己鸣放中没有什么过失，但也代上海同行们检讨：“我们音乐界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非政治倾向，对这样重大的反右派斗争还不够关心，感情上没有像工农同志那样强烈的痛恨，这说明我们音乐界的政治觉悟还不高。”……
因为多少都犯了些错误，或者在政治上多少也有些糊里糊涂，现经领袖一接见，大家无不觉得“惭愧”、“很惭愧”、“非常惭愧”。纷纷表态：要继续改造自己！
电影导演沈浮说：“相信在这一反右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能得到深刻的教育。我个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所得到的教育，就是比过去历次运动所获得的教益都大。我把这次斗争就视做火热的斗争，愿在这次斗争中求得改造。我是这样想，并且也是这样做。”电影导演应云卫说：“毛主席见到我，我觉得就好像在问我改造好了没有。主席这样亲切，一方面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生产，一方面要我们好好改造。”笪移今说得最彻底：“投入反右派的斗争，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最好机会，……对于这次与毛主席的见面，光感到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和关怀是不够的。我们为报谢毛主席恩意，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决改造自己，我相信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也就是要我们勇敢地继续进行思想改造。而这次投入反右派斗争，就是一个最好的改造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只有经过不断的改造和提高，才能……”
当年，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一直把他们称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他们有“尾巴”，并时不时“翘尾巴”。他们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夹着尾巴”做人，不断接受“改造”。特别是在历时一年的全国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是被侮辱性地“脱裤”、“洗澡”、“下楼”。接着不少人又在“反胡风”运动中沉没。知识分子对于思想改造，有疑惑，有不满，只是绝大多数敢怒不敢言。下文提到的上影五次座谈会积极分子、导演白沉一九五四年就已沉不住气，当着视察上影厂的全国人民代表许广平面说：“思想改造，一次一次又一次，无尽无休，这种做法比当年的保甲制度不是有过之无不及吗？日本人、国民党再厉害也没有兜你的老底呀！”（见1957年8月11 日《新民晚报》）好不容易一九五六年有了“双百方针”，说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以为从此可以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为从此可以与自卑、屈辱的“改造”二字说拜拜了，又有了鼓励知识分子说话的“鸣放”，多少人压抑多年的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不过一百天，就遭遇上了反右。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反右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又被公开地正式地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继续走上漫无边际的“改造”之路。然而，奇怪的是，在此前的七月十日，在毛泽东接见之后《文汇报》召集的座谈会上，许多知识分子就已经伸手主动要求继续“改造”了。
必须一棍子打下去
当时的场面上，除了谈笑风生，还嗅得出火药味。
毛泽东看见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就问：“复旦大学贴大字报多不多？”漆答道：“没有华师大多。”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的成绩赶不上。”毛泽东又问柯庆施：“你们对大字报是否感到紧张？”柯庆施乖巧地答道：“有主席在这里，我们就不紧张了。”从回忆来看，毛泽东在会见中还说过：反右斗争“必须贯彻到底，不是一阵风，必须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对右派分子必须一棍子打下去。”
文汇报组织被接见的知识分子谈感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进一步帮助文汇报。该报副社长、代总编辑陈虞孙在座谈会上表示：“本报前一时期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本报同人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们决心改正错误，在反右斗争中立功赎罪。使本报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报纸。因此，本报同人迫切地需要各位从和毛主席会见所得到的鼓舞与领会来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果然，这些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知识分子，反右派的斗志被激发出来，对于文汇报的批判进一步深入了。
见过一次面，就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的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首先把自己的错误与文汇报挂钩，说：“当时各方面的压力大，特别是文汇报的气焰嚣张。四月初吕文约我写稿，要我鸣。我还好，没鸣出毛病。”听上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侥幸。其实，谈家桢的“鸣”还是“有问题”的。他在鸣放时，对于遗传学中因为政治因素，独尊苏联米丘林一派，抑制摩尔根学派，提出批评，认为这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许多人就因为这个问题，后来被打成了“右派”。
谈家桢进而揭发说：“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文汇报与复旦大学的右派是血肉相关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文汇报，我还不满意。我要谈一件事，这可能是采访部同志的疏忽。上星期六生物系第三次斗争张孟闻，火力很猛，特别是苏步青副校长参加了，对张的丑恶面目揭发得很彻底。苏步青揭发：孙大雨所诬指的反革命分子名单曾放在张孟闻家里达一个星期之久，并且张孟闻还同意了其中一部分。苏步青说张孟闻是杀人不见血。张孟闻听了很震动。同时，工人也很愤怒，一位汽车司机揭发张孟闻和孙大雨密会的情况，张孟闻住的宿舍的一位工友说：孙大雨每星期都打电话给张孟闻，讲的是英文。这些材料是最有力的，而文汇报的消息中却漏掉了。”张孟闻是著名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曾留学法国，一九四二年到复旦大学，在谈家桢之前担任过生物系主任，复旦大学生物系能挤身于国内先进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后来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调往黑龙江大学。
笪移今说：“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右派分子张孟闻、王恒守的文章，在复旦是很有市场的，甚至四川也有人来信支持他们，可见确实迷惑过许多人。”他要求《文汇报》组织文章深入批判王恒守，“因为王恒守是一向挂了科学的招牌来偷运反对马列主义的私货的，搞得很隐蔽，一时不易识别。不像陈仁炳孙大雨恶劣得很明显，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且王恒守开口科学闭口科学，俨然大师。……据说直到现在恐怕还有一些人受他欺骗，尚未完全改变对王恒守的看法。这就说明像这样一类的文章，必须深入的分析批判，以正确理论来反击谬论，才能把毒素彻底洗清。做到了这一点，文汇报才能说真的还清了债。”王恒守，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曾留学美国哈佛研究生院，专攻理论物理学。鸣放时，他曾发表文章说：不能因为说了一句“天晓得”就断定这个人就是唯心主义者，同样，不能因为牛顿说了一句那个行星在最初围绕太阳转的时候是由一股神力推动的，就断定牛顿是唯心论。他还否定生吞活剥的学习苏联，提倡教授治校。（见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
束世澄则认为“文汇报到现在还在包庇右派分子”，证据是：“华东师大在揭发‘楚歌’的幕后人戴家祥的大会上，我的发言有三点，前面二点特别重要。第一点是质问戴家祥，他写给历史系党员的信，原稿给曹汗奇、路永明两位先生看过，而且曾经修改过，为什么不叫他们签名，这究竟是什么把戏？其次当我最初要戴家祥检讨的时候，他冲口说出沈志远脱不了责任，沈志远说过要大鸣大放，如果怕打击报复有民盟撑腰。但这句话戴在后来不说了，却改口说情愿坐牢。现在看来，上海的大火，沈志远的确脱不了干系。可是偏偏这二点文汇报就没有登，光登了我讲的第三点要戴家祥详细交代‘楚歌’的内幕。而解放日报是全部登了的。”束还说：戴家祥“一向在说了几句好话后，总要带上一句坏话。当时我不过以为他思想落后，不疑其他。现在知道他一贯反对党，他讲好话未必是好，坏话才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戴家祥是华东师大教授，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入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华东师大“楚歌”事件，缘起该校一位历史系资料员赵明义，化名“楚歌”写了一篇《告全体同学书》。戴家祥晚年自叙中写道：《告全体同学书》“煽动同学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同志协助破案，赵明义自己也承认。但是，有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小右派，声言要抓头面人物，说赵明义受人唆使。七月一日华师大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说那篇文章是我给的稿子，从此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见《戴家祥自传》，《当代社会科学家》1985年第6辑）
导演郑君里提到文汇报与电影界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种种迹象不能不使人怀疑当时在右派分子把持下的文汇报所举行的电影讨论，是和上影的五次座谈会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也很可能就是罗隆基与陈仁炳等人所指挥的对党进攻夺取领导权的整个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这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导演沈浮说：“上影是陈仁炳与吴茵内外勾结，放了五次火，闯了大祸。”
电影演员黄宗英说：《文汇报》发起的电影讨论“在群众中造成人民电影一团糟的印象。其实我们的五年计划也提前完成了，上缴利润也不小。这次展览成绩也很突出，卖座率打破历史记录，观众反映很好。‘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想看看文汇报怎么把电影问题讨论来收场。文汇报巧妙的滑过了这一关。只是冷冷的发了一些小消息。为什么不宣传好的呢？文汇报把我们糟蹋了一阵，对宣传好的就不热情，这太不公道了。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呢？”
一九五六年秋冬上影的五次座谈会是在“双百方针”的精神下为改进上影工作而召开的，创作自由、党群关系等是座谈会上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文汇报》则几乎在同时，发起“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公开为国产片“诊脉”，并以钟惦棐《电影的锣鼓》为讨论小结，动机也是可圈可点。经过反右，上影五次座谈会的积极分子——“放火女将”吴茵、“反党阴谋家”马国亮、“伪君子”项堃、“不出面的主席”白沉等被揪上反右斗争台，经过近二十次的斗争座谈会，他们的“丑恶面目赤裸裸暴露出来了”。罪名是借帮助上影改进工作为名，把座谈会引向对党的攻击、对电影事业的诋毁。撰文参加《文汇报》讨论的吴永刚、石挥和《文汇报》有关记者编辑梅朵、姚芳藻等也成为右派。上影共揪出右派四十六人。石挥投河自尽，年仅四十二岁。与吴茵通信的一个女影迷也被打成右派。
此前，吴茵主演的《乌鸦与麻雀》，在一九五七年四月获文化部优秀影片评奖（1949–1955）一等奖。马国亮曾主编《良友》画报，解放后在上海美影厂做编剧，任民盟上影主任委员。项堃曾在《南征北战》中扮演张灵甫。白沉一九五五年导演的影片《南岛风云》获文化部优秀影片（1949–1955）二等奖。吴永刚三十年代就编导了《神女》、《壮志凌云》等进步电影。有“话剧皇帝”之称的石挥，敌伪时期就把苏联作品《夜店》改编拍摄为电影。他于一九五〇年自导、自演的影片《我这一辈子》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曾获文化部私营厂优秀影片（1949–1955）二等奖。1954年导演的影片《鸡毛信》，荣获一九五五年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是最早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
高度概括非常精到
据说，就在这次接见中，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请教了一个问题：假如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答道：要么关在牢里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一句话不说。此事经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黄宗英作为当时在座者，在《南方周末》撰文证实了这一情节。（见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关于这件事情的真伪，前几年国内有许多学者曾经有过讨论。尽管其真伪难以定论，但并不影响大家对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关注，也不影响大家对被接见人士有何感想的兴趣。当年，罗稷南在《文汇报》组织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全文如下：
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
从右派的谩骂和诽谤中，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目标：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打了二十多年内战，八年外战，流了无数鲜血，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选择的结果，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这任务是非常艰苦的：要把我们的贫穷落后的祖国变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正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而末路政客，残余军阀，以及一些知识界败类，却站在旁边说风凉话，扩大我们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投机取巧，争名夺利。
右派分子当然不过是些苍蝇蚊子，扑灭并不困难。要紧的是讲究卫生，否则物腐虫生，那也是很可怕的。
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样变动的时代必须有坚定的立场，信仰社会主义，才经得起风浪，否则，无所信守，时常处于费孝通所谓“小春天气”之中，“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这种患得患失的精神状态是可怜而又有害的。（见1957年7月12日《文汇报》）
从这段干净的文字看，罗稷南大概是事先写了发言稿的，不像有些人士发言明显的口语化。而且罗稷南的概括能力特别强，譬如他对于右派分子的归纳：一为“末路政客”——应是指的章伯钧、罗隆基一类；一为“残余军阀”——应是指的龙云、黄琪翔一类，一为“知识界败类”——应是指的曾昭抡、费孝通一类。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看到这么“精到”的“冠名”。但经他这么一归纳，右派立刻变得更加令人鄙夷了。罗稷南还说右派就跟“苍蝇蚊子”一样，“扑灭并不困难”。这样的话语，总让人感觉到他对于当时的反右心中似乎并没有太多抵触，那么，他那句对领袖“具有潜在的危胁性”（周海婴语）的发问是怎么来的呢？因为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他觉得当时的环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很恶劣，所以才有“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提问。也是要“将”毛泽东一“军”的意思吧。可看他事后的表态，又不像。或者跟所有被接见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被毛泽东那句“关在牢里”的回答吓坏了？
晚年，黄宗英撰文回忆说：当她亲耳聆听到毛泽东对罗稷南“鲁迅活着会怎么样”的回答后：“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见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行文虽然很生动，可跟她当年的回忆相去甚远，不知哪个更接近事实。
透过四十年的时光，回望当年这件事，并没有让人产生后知后觉的优越——因为今天的觉悟，浸透了前人的血泪。这些知识分子中，若干年之后，在这场恶因之后产生的巨大恶果中，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摧残。有的被反复揪斗，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死于非命……，以至于我们都不忍再引用他们的言述……。可是，历史需要反思和铭记的情节却不在少数，这是驱使我们重提旧事的原因。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小草繁花阁
注：毛泽东与上海各界人士会见细节均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文汇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