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联办领头人由王志民换上骆惠宁以后，不少评论认为这是个积极的变化，是向“一左二窄”的王志民问责，更意味北京当权者将改变或至少微调对港政策，少强调“止暴制乱”，改为从民生、非政治议题入手以减轻港人对北京的抗拒及敌视。这样的解读有它的好意与依据，只是中共专权体制的本质跟其他政体特别是民主政体不同，不存在换人就会换路线、换政策的情况，因为不管谁掌权想的都是如何巩固、抓紧权力而不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的意愿。
中共专权特色 换人不换路线
中共到目前为止有五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们的权势有些分别。毛泽东基本上把自己变成中共的“始皇帝”，手执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所有权力，人民则是任意摆弄的实验品（大跃进、文革），还可任意侮辱、折磨、残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换上邓小平，曾经有一阵子好像出现新气象，对毛泽东年代的专权独裁有些批判，放宽让外国思想、理论在内地教授传播甚至引为改革的楷模，还说要发扬民主。但开放改革才不过几年，当学生、知识分子以至中共党内开明派开始质疑中共的专权本质，要求开展体制内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以避免文革等毛泽东时代的弥天大错再出现时，邓小平的反应是在1986年撤换力主改革的胡耀邦，再在1989年以坦克、达姆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辗碎政治改革梦想，重申中共不能大权旁落。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相对没有毛、邓二人的强势。但他们抓权的手从未放松，对人民及异见的压制从未改变。
到习近平上场及打倒唯一挑战者薄熙来以后，他迅速朝毛泽东的歪路前进，透过所谓肃贪一步步整肃其他派系以至可能威胁他的人，再安插自己的亲信在组织部及其他要害部门。最重要的是，他在内地重新开展造神运动，让他超越党机器、国家机器及宪法，取得至高无上的位置，连教堂都得悬挂他的照片。由此可见，在中共专权体制下，换人包括更换最高领导人绝不意味中国会出现新的路线，更不会变得真心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只要有机会，新领导人想的是集大权于一身，大搞个人崇拜。
最高领导层换人如是，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有变动同样不意味北京对香港的政策路线有什么改革。曾经，大家以为“左口左脸”的张晓明是极左路线的代表，只要把他换掉，中联办要成为香港第二权力中心的歪风将会停止，西环的霸气及僭越可以收敛。
姿态与人为善 无改全面管治
终于，2017年张晓明调走换上王志民。他到任时的确摆出一副与人为善的姿态，既跟部份民主派议员沟通，又曾开放中联办让公众参观。但实际上王志民丝毫没改左的路线，仍然致力加强中联办在香港各界的影响力，依然想令香港跌入由内地全面控制的模式中。就以“送中条例”为例，王志民一再运用中联办的影响力为林郑月娥拉票，威逼利诱工商界表态支持，好让恶法顺利通过；他的做法跟张晓明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今次北京再换上一位叫骆惠宁的中联办主任，他一上任同样摆出一副与传媒为善的脸；但在习近平要对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想对香港进行全方位控制下，骆惠宁很快就会露出原形，继续肆意扩大中联办对香港的渗透，尽力削弱以至消除反对力量及声音。
同样经典的换人例子要数特首。2016年当梁振英被北京弃用不能连任的时候，市民以为最坏的日子将成过去，礼崩乐坏的情况可以告一段落，一面倒融入内地的趋势可以煞停。谁知接替的林郑月娥原来只懂更彻底执行习近平的旨意，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及独特制度于不顾，视市民的自由与权利如粪土，悍然推出“送中条例”逼市民接受。法例虽在市民激烈反对下未能通过，但林郑丝毫不以为错，反而对抗争市民穷追猛打，全面推动习近平的“止暴制乱”方针。
看过这些例子后大家该更清楚，北京换人换官员对香港的情势并没有多少帮助，反而可能越换越恶劣，市民及抗争者对新官心存警惕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