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须，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不久，任弼时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