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机也是洋玩意儿，可是咱们中国人并不管它叫“格拉姆风”。或许是当年引进这玩意儿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象语言大师林语堂把“幽默”译得那么传神，也无法象大诗人徐志摩把“雪茄”译得那么雅致，倒不如实实在在地起个中国名字，于是就叫作“留声机”。不管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名字。
我不但喜欢留声机这个名字，而且从小就喜欢留声机这个洋玩意儿。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声机，声音却可以长驻人间。
我的第一架留声机是父亲用他一个礼拜加夜班翻译文章挣来的稿费买给我的。那时候是五十年代，我还没上小学，当时没有电动马达作动力的留声机，我的留声机是靠手柄摇紧发条作为动力。唱头也不是靠电，而是靠唱针在音槽中的抖动，带动金属膜片震动空气发音。一句话，与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在原理上大同小异，只是不像他那个时代的留声机，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着头，神气活现的。我的留声机的喇叭是缩在机箱里面，显得含蓄得多，共鸣效果也还不错，低音尤其丰富。
有了留声机，还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枪，还得装子弹一样。可是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找一张有意思的唱片还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拥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听得我莫名其妙。
然后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几张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张是马连良唱的，片子一开头并不是马先生的唱，而是一个令我这么大的小孩乍一听还真有些害怕的哑嗓儿，只听他大声喝道：“高亭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唱《空城计》头段！”接着是锣鼓点儿大作，然后才是马先生的一唱三叹。慢慢儿地，我也听出点味儿来了。荀慧生的《红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砚秋的《荒山泪》都入了我的收藏，他们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黄原板逐渐可以让我摇头晃脑了。有一阵子我还真和几个小学同学商量着去投考戏曲学校。
隔壁住的是音乐学院的一位张教授，他家的钢琴上时时能流出好听的音乐。人家是搞音乐的，在家弹两下外国曲子也不能算是过份，再搭上那时候的政府管得还不算太宽，所以我也就能时不时地听上两回“蹭儿”。好东西真不怕老听，久而久之，我就对这些洋曲子也上了瘾。尤其是在北京的冬夜，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儿里，听着隔壁隐隐约约传过来的急章慢板，伴着西北风中小贩叫卖五香花生米时嘹亮的吆喝声，那个劲头儿，你在美国绝对体会不出来。怨不得直到现在，我还时时做梦回到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城！
听了一段京戏唱片之后，最使我向往不已的就是能拥有一张唱片，上面的曲子是象隔壁张教授家飘过来的旋律。
人人都说心想事成，我成天吵着闹着，家里大人就得想办法。可巧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个音乐迷，早些年到过瑞士工作，从国外带回一堆古典音乐唱片，见我这么喜欢，就说送给我了。
父亲觉得对不起人家，一再对人家说是暂时借去听。我喜欢坏了，赶紧抱回家，还买了个专门装唱片的木盒子装起来，每个唱片套上还贴上标签。
这时候的收藏，就我目前的记忆，至少包括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唱片的厂家那时候我可不懂，但记得上面大多数都画着个乖乖狗在听留声机的大喇叭里放出的音乐，父亲告诉我说，下面的一行英文字写的是“他正在听他主人的声音”，我就管它叫狗喇叭公司出品。其中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最使我难忘，尤其是慢板乐章的华彩，如怨如慕，大师胡伯曼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我的童年，父亲给我买过不少玩具，可留声机我用得最久，带给我的乐趣也最大。
后来有一回，不知是我用力过猛，还是使用过度，总之“嘎蹦”一声，发条断了。父亲找到修理行，想换一条新发条。修理师傅打开唱机仔细一看，便对父亲道：“您瞧，这外壳蒙了一层皮面，烫上‘人民唱机’几个字，瓤子可是瑞士制造的。您知道，这唱机使的是瑞士发条，瑞士钟表第一，所以发条也第一。”这位老师傅不象现在国内的商人那么损，动不动就想蒙钱。师傅建议不用换新的，他给接上，说比新的还强。父亲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答应了。
老师傅说的还真不赖，自从让他给接上之后，我一直使了好久发条也没坏。前几年我跟一个学金属材料的朋友谈及此事，他还将信将疑：“瑞士的发条有那么利害吗？”我心里明白，这是真事儿。
多少年之后，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爱迪生故居博物馆，我看到一架跟我的那架一模一样的留声机，不由得让我连声称奇。我承认留声机是爱迪生他老爷子发明的，可是我坚信他的留声机的美国发条肯定不如我的，我的是瑞士发条。瑞士钟表第一，所以发条也第一。
我的这架留声机尽管发条好，可是下场却并不好。
说实话，这还真怨不上人家政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打家劫舍，可是并没有冲进我们家的院子。我们家是心甘情愿地自己破四旧，一看街上的阵势不对，赶紧把惹麻烦的东西斩尽杀绝，头一样就是我的唱片。我把所有的唱片拿到院子当中，用砍劈柴的斧子一通猛砸。你还别说，几斧子砍下去，“人民唱片厂”的那几张唱片立刻身首异处，可人家洋人的唱片个个不软，非得请父亲帮忙用力剁，它们才不情愿地折成两半，可还是藕断丝连，不肯分离。
完了事儿，父亲望着院中的一大堆“四旧”垃圾，沉默不语，最后牵起我的手回房间去，边走边感叹道：“看来，酒还是要藏得久的才醇！”
我的留声机当时之所以没有被“破”掉，是因为我跟父亲说它也能唱革命歌曲，父亲长叹一口气就手下留情了。后来过了不久，一个中学同学干了一会儿“革命”，觉得无聊，借我的留声机去听音乐。没几天就听说他被警察抓了进去，然后被宽大处理，从派出所放了出来。听他说才知道，原来他一不留神，听了几支苏联老掉牙的歌曲，象《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什么的。我赶紧问他留声机的下落。他说，警察不给，说这是作案的工具。我也没敢吱声儿，那时人小，胆子也小。倒是后来警察不错，通知我去派出所取回留声机。我千恩万谢，拿回家一看，发条又断了！我的那位同学得了便宜还卖乖，跟我说：“那帮丫头养的，不定听了多少遍呢！”
以后一过就是七八年。我把队“插”完，回了北京，一直就想再买个留声机。这时候大家伙儿都管留声机叫电唱机，因为有了电动的马达驱动唱盘，再也不需要人摇紧发条了。唱头也不再用钢针，而是晶体的，特轻，接到收音机上放大之后，从电动喇叭里放出来，声音可大可小，随你调节。
不过这时候的电唱机已经划归为革命宣传器材，商店里也明码标价，但是并不卖给一般人，仅供文艺宣传用。我心里觉着革命形势不能总是这样，无论如何我先攒钱，等形势一变，或许就能让我买上这玩意儿。要是没攒够钱，形势再怎么变，商店里肯定也不让白拿。
插队回城之后我给故宫看大门，一个月有四十块的工钱。除了吃饭，还能剩下俩钱儿。那时候都时兴穿“的确良”的衣服，特别经磨，轻易穿不破。就是穿了洞，打个补丁，人前人后还可以落个“艰苦朴素”的美名。所以我硬挺着不买衣服，没到一年就攒下了买电唱机的钱。
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托人情，找机会买电唱机。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有个云南插队时的朋友交游广阔，弄到一张中央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坐长途汽车到离北京一百多里路的河北省固安县，买回来几台电唱机。几个朋友欢天喜地，一人分了一台。众人问他为何跑到那么老远去提货，他不无得意地说：“你们哪里知道，这介绍信是假的，北京城里骗不过，只有到乡下去才成！”众人少不得喝声彩，连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多少年之后，这位朋友果然成了政治人物，看来人真是能够三岁看到老，此是后话。
用我的新电唱机听的第一张唱片想不到竟是我在一年前偶然捡到的。当时我正借住在沙滩后街老北大的西斋。一天正上完厕所，走在过道里，忽然在门边看到有一堆垃圾，其中露出一个夹子，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我左右望望，见楼道里没人，抽出一看，原来是一张唱片！心中又惊又喜，也顾不得上面的脏土，赶紧把唱片往汗衫中一塞，快步跑回家。反锁上门，打开一看，原来是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演奏的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和朋友一说，大家自然喜不自胜。
唱片质量破坏得不大，只是缺了一角，象是被斧子砍的。经过大家仔细分析，第一乐章是肯定听不成了，第二乐章有一小部份也坏了。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二乐章，我不听众人劝阻，每次听的时候就用手提着唱头，好在电唱头也不沉，看到唱片转到完整处，马上放下唱头，看看一到残缺处再赶紧把唱头提起来。过了那一段砍破了的，乐曲就走上了阳关大道，不再用我扶持了。当然，尽管唱片破了点儿，听音乐的时候大家还是不敢大意，先把房门关死，窗户用棉被堵严，然后派个人在外面试过，绝对听不到屋子里的动静才成。就这样，在那个年头也算马马虎虎享受了一回。
这样的好事其实不容易碰到，后来一直就再没有捡到过唱片了。我的新电唱机主要是用来放外语教学唱片。
记得那是毛泽东闭眼以后不久的事，领导上大张旗鼓地提倡学外语，政府内部的翻印公司就翻版了好些外国的语言教学唱片，反正只当是洋人不知道，其实洋人知道了也别指望会给他们钱。因为没有版权，所以卖得很便宜。我就是靠着这些便宜的外语唱片学会了几句洋人的话，后来还靠着这些洋人的话，走南闯北。
当时买的这台电唱机，用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是贵了点儿，可是现在想起来觉得真值。你得想想，单位介绍信是有钱也没地方找的哇！
后来到德国留学，总算开了眼。看着商店里堆得满坑满谷的唱机，没有一台需要单位介绍信，给钱就让拿走。刚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后来一来二去的也就想开了，卖给谁不是卖呢？不过依我当时的收入，买个唱机还真得掂量掂量。尽管我拿的是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是领导说，钱不能全花完，得给政府留点儿。我们前手从基金会拿来奖学金，后手就上缴给大使馆了。说也怪，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嘴快，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这点儿小九九捅给了德国人。洋人一听，挺不高兴，说这是基本生活费，再刮走一层，人就别活了。人家扬言，要是再这样闹，就通通都不给钱。领导上一瞅，为这仨瓜俩枣儿的和洋人抓破脸闹僵了，面子上也下不来，就说算了算了，洋人给的钱都归你们自己吧。
第一个月拿到“全额”奖学金之后，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台格龙地的电唱机，人家商店真的没跟我要介绍信。
唱片当然也是随便买，你喜欢就买，商店不限制。我买了不少。想想父亲的老朋友当年在瑞士大概就是这么样买的唱片，所以回国后也不当个事儿，随便就送给了我。
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怪，容易得着的，不懂得爱惜；不容易得着的，什么都是个宝贝。
现如今，当年的手摇留声机，经过电唱机，早已演变成了激光唱机。前些日子又出了更新奇的DVD，不但有声儿，而且还有影儿，放送质量绝对逼真，价钱也不离谱。在德国，用四天的奖学金就买下了格龙地，在美国，DVD花了不到一天的工资。新玩意儿好是真好，可我心里头总忘不掉四十多年前父亲用一个礼拜加夜班挣来的钱给我买的留声机，还有就是我自己攒了快一年的钱买的电唱机。患难与共，当然敝帚自珍。
我不但时常想念我的老留声机，也时常想念我的老唱片。那些唱片政府先是让大伙听，后来又禁止大伙听，再后来，回过味儿来，又让大伙听。大家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顺着政府的话，买了砸，砸了买。可是翻来复去折腾了几回之后，我还真是养出了个毛病，对唱片有股过份的爱惜。
儿子也有一台激光唱机，是我这个作父亲的，学着当年父亲的样儿给儿子买的。不过我没有像父亲当年那样打夜班。
跟我一样，儿子也是个音乐迷，可他听的那些玩意儿我不满意。我承认，现在美国那些孩子们听的东西我不懂，但我知道，那些玩意儿刚一编好就让孩子们唱开了，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从来没有被禁过。说句实话，既没人想禁，也没人敢禁，据说这就叫言论自由。对这样的玩意儿，我不待见。我一直就这么看：好东西要被禁过的才能算是真好，经得住时候的才能算是有真本事。正象三十多年前红卫兵破四旧那工夫，我在自家院子里用斧头砸唱片的时候父亲说的话：“看来，酒还是要藏得久的才醇！”
(1999华夏文摘cm990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