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学2年级开始记日记。家里有《雷锋日记》、《王杰日记》，很自然的就以为日记就是那个样子的，于是就拿了一本只有练习本一半大的小本子学着记。
父母知道我在记日记，很着急的把我那小本子翻出来，仔细看了一遍，才松了口气。母亲没有说什么，父亲很认真的对我说：“不写最好，你这样写也就算了。”
后来才知道，父母在我出生的那年审干运动中双双落网，第一次被抄家，陆续写过的一些日记文字都被翻来倒去的挖线索。从此日记就成了我家的禁区问题。
我很真诚的记日记。有时为了有日记的资料，还特意到桥头上为拉车的工人“推桥头”，放学后拿了家里的榔头钉子到学校修理桌椅，然后就模仿着雷锋日记的口吻写上体会。
很快就到了1966年，轰轰烈烈爆发了。母亲因为历史问题，第一个被单位领导抛出档案，号召群众批斗。家里被抄了家，楼梯里贴上了标语和大字报。这样的情形要不要写到日记里去？自己拿不准，日记也就断断续续。一直到小学毕业，也只有3本小小的日记本。
中学开始的时候仍然是这样，日记是不连贯的，总是记载能够在雷锋日记里找到原型的事情，自己的真实思想、真实的经历都不敢记下来。除非是完全技术性的，比如学游泳时的训练记录。
1972年初，林彪事件的文件开始传达下来。特别是暑假的时候，有一大批文件，我们几个普通话好点、成绩好点的学生干部比普通同学提前阅读，准备开学后帮助传达、朗读给同学听。特别是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使人如梦初醒，整个伟大的形象在我的心底里轰然倒塌。原来这一切是那么的简单，只是在弄权术。公开号召的与底下运行的，完全是两回事。
好像就是这一年的夏天开始，写日记频繁起来，几乎是每天都写了。不再是模仿雷锋日记，开始记录一些自己真实的生活，读过的书，开过的会；以及想过的一些念头。但仍然不记录真实的思想，因为自己也觉得如果记录真实的思想，恐怕就要被上纲上线算做“反动日记”。
中学记日记都是记在最便宜的工作手册上，一个学期就会记满一本。到了中学毕业的那年暑假，看着小学以来的十几本日记，想想自己终于要去做工人阶级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还需要吗？看到太多的因为反动日记被揪斗、被判刑的事例，毕业以后就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受蒙蔽的”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么多日记难保不成为罪证。于是狠了狠心，把所有的日记烧成了灰。
工人阶级就不再需要记日记了。学徒、满师的那几年里，是自己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可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记，甚至没有什么是要伤脑筋的事情。
1977高考侥幸考上了。第二年年初告别单位，有个要好的小伙伴，送了一本缎面的硬封日记本、一支钢笔给我。自己也觉得开始了新的生活，应该有个记录。于是就用这本本子，重新开始记起日记来。
大学的日记学的是鲁迅日记了，只是记流水帐。为了学习日语，有一阵子还试着用刚学了些词汇和文法的日语记日记。一个学期过去，就厌倦了，那个本子只用了三分之一不到。我用胶水纸把日记部分封掉，余下部分就用做读书笔记了。
10多年过去，我研究生毕业后没有能够如期的晋升讲师，据说是我没有把上过的课程、干过的工作讲清楚，给职称评委们留下的印象是我一直在休病假。这很有点刺激我，原来记忆力已经下降到这个程度了？正好这时搞到了那种印好日期、一年一本的日记本，自己就恢复了记流水帐的日记。每月还做一个小结，上过多少课、写了多少文字、做了哪些工作、读了几本书。逐渐形成习惯，哪一年正好有那种本子，就记一年。
人到中年，生活犹如单轨滑车，一圈一圈的迅速循环。日记也是一年一本的增加。后来有了电脑，第一次在办公室用电脑打一个通知，居然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为了学习打字、习惯在电脑上写东西，日记也就搬到了电脑里。这样做的好处是，检索起来很方便；坏处是一旦中了病毒，往往日记也就报销了。
阅读葛剑雄写的《悠悠长水》，知道了谭先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是每天记日记的，而且把每天每件事情的时间地点都一一记录在案，实在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我的日记没有这样的精确性。记流水帐是为了帮助记忆，大多数情况下写过一遍的东西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次搬家，把日记本翻出来装箱，顺手会翻阅一下，有时会有点发现。电脑里的日记有时也会翻出来检索一些事情。但是记日记好像并没有办法防止记忆力的衰退，母亲在晚年曾经恢复年轻时记日记的习惯，但并没有能够制止老年痴呆症状的来临。那么这也将是我将来的宿命吗？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