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过年
现在对于过年已经提不起一点兴致，无非是睡几个懒觉，吃几天冷菜，见几个老人。
过去呢？
今天一想，过去过年的印象也已经很淡了，不写下来恐怕自己也快要想不起来了。这都是读小学前后的印象，已经40多年了。
记得小时候过年，头一件大事是去洗澡。印象里过去一个冬天里洗澡次数不会超过两三次，只有到了过年前是一定要去洗一次的。父亲带了我们兄弟去附近的澡堂－－当时走出去10分钟的路程内有3家澡堂－－排队，总要将近一个小时才排到，衣服脱了，服务员把衣服用叉子叉到天花板下的一排钩子上吊好。我们到里面泡进池子里，池水总是厚得发腻，我们兄弟泡在里面互相搓背，父亲是一定要找个搓背师傅，躺在池边一排专门的木隔上，搓背师傅把毛巾缠在手上，一下一下，搓出一条条的白印。记得自己的膝盖上肯定是黑黑的一块“老铿”，要用板刷刷掉。搓好了，泡够了，到旁边的洗脸池用肥皂再洗一次、冲一次。父亲检查过，认为干净了，大家就出去在外面的躺椅上躺一会，等父亲的报纸看完了，一起回家。过年的第一件事情就算完了。
第二件大事是买菜－－这我是不参加的，我最讨厌是到外面去和人打交道，因此是由喜欢买东西的二哥跟母亲一大早去排队，把发的票子用完，一只冻鸡、一包蛋粉、几条黄鱼、一捧年糕等等。我的任务改换为在家里大扫除，擦门窗、擦地板，一圈擦下来总要有一天的工夫。母亲在厨房忙碌，家里很快开始弥漫一股肉香味道。
第三件大事应该是年夜饭，可是非常奇怪，我的印象里翻不出小时候吃年夜饭的完整的印象。照理说偶尔有大鱼大肉吃，印象应该是深刻的，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第四件大事是初一上午到祖母家去拜年。这一天一般是穿“新衣裳”－－我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下来的，记得还有一双只在过年穿的皮鞋，是大哥穿下来的。自己觉得很神气，在街上咯噔咯噔的走。祖母家在一条河浜边上的弄堂里，到了以后先给挂在墙上的祖父照片叩头，再给祖母叩头。然后祖母就会从床底下拉出一只红色的雕花马桶，里面都是各种的年货小吃，印象最深的是祖母自己做的毛豆干，抓一大把，剥开了吃，硬硬的，香香的。祖母家很小，人到齐后，把床拆了，方桌移到房间中央，大家分批吃饭，小孩是最后一批。大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晒台上玩，放小炮仗，或者看着河上的船只。
第五件大事是初二，父亲或母亲领着走亲戚，还是穿“新衣裳”，穿皮鞋，一条条弄堂，叫叔叔、阿姨，不用叩头了。
很快三天过去，一切恢复老样子。衣服、皮鞋都收起来，准备明年过年了。父母都上班了，我们继续寒假生活，或者在家里做小玩意，或者和邻居“摸瞎子”。
文革开始了。过年不再叩头了，祖母床下的那只马桶里好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甚至去祖母家也往往是躲躲闪闪的走小路了。大人们凑在一起紧张的议论如何应付抄家、运动，已经开始工作了的大堂哥、大姐则开始辩论什么派什么派的问题。过年是真正的没有意思了。
过去过节
小学的时候，过国庆最盼望的就是能够参加国庆节游行。我们这种民办小学，往往连区里的游行也没有参加任务，只好眼巴巴的被组织到路边，看着其他学校的小学生列队通过。记得有一次终于等到了一次国庆游行任务，兴奋得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一大早起来，仔细穿上仅有的白衬衣，蓝裤子，戴上红领巾，在仅有的白跑鞋上用粉笔涂了又涂，遮盖掉污迹和补丁。跑着到学校去报到。那好像就是1965年的国庆，游行的街道就在区里，转了两条街就散了，街旁的观众也不多，心里真有点扫兴。
好在还有一个盼头，就是晚上的烟火。我家的位置很好，后面的阳台可以看虹口公园放的烟火，前面阳台可以远眺人民广场的烟火。经常是爸爸在连着后阳台的厨房里喝着老酒，我们在阳台上看烟火，看着一条火星划出笔直向上的轨迹，直到几乎在我们头顶上的顶点，然后暗淡下去，突然爆开一个大光球，巨大的爆炸声随后传来，我们也就一起大喊大叫。光球里的一根根火焰划出漂亮的弧形往下垂，烟雾向我们这边漂过来，一股硫磺味道。爸爸也很高兴，拿他下酒的冷菜慰劳我们。这是一年之中最兴奋的时刻。
1966年以后，游行太多了，每周每月都有大游行，白天夜晚都是为了最新最高指示，敲锣打鼓，高喊口号。成为日常节目，那就是天天在过节了。后来才知道革命导师早就说过，革命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不过天天过节，那么国庆节的游行也就不再令我神往了。可是国庆之夜的烟火，依旧是最激动人心的节目。
1971年国庆节的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在人民广场帮助油漆围栏。每天都可以看到参加市游行的队伍在排练，这种正规的喜庆节日游行我一直没有参加上，因此觉得大饱了眼福。好事不长，干了两个星期，就被拉回到苗圃里的工程队车间，继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然后就传说今年国庆不游行了，改成游园会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搞到票子，整个国庆节的白天都泡汤了，到了晚上，居然连烟火也取消了，这实在是太没有劲了，那是中学里最没有意思的一个国庆节了！
进了单位不久，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都成为“战斗任务”了。
节前一个月，就要准备游园会的游艺节目，从设计、申报，到制作、安置、调试，都是由团组织承担的。我们单位连续几年设计的节目都被录用，所以节前要忙于制作。尤其是到了最后几天安装调试，经常弄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到了国庆节那天，我们都要到场，确保节目设施的正常运转。往往前一夜都没办法睡觉的，所以只好轮流值班，轮流在彩旗或幕布后面躺一会打个瞌睡。
白天辛苦过了，往往晚上也不得闲。作为民兵，有时还要集合拉到市中心执勤。国庆晚上仍然放烟火，为了防止市中心人群拥挤，环绕人民广场中心，设置三条警戒线，阻挡、分散人群，防止意外事故以及“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一般是守四川路桥。
下午5点左右，开始封锁道路，禁止人们往市中心去。如果是住在市中心的，只能走旁边的乍浦路桥，那里的民兵会检查证件。到了6点以后，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想看热闹的人，会把整条路全部填满，拼命往前挤，我们只好手挽手的组成人墙来阻拦。总要在人堆里混战一两个小时，又累又渴，浑身臭汗。等到烟火轰然升天，人群才会逐渐松动，一般到9点多，指挥部就会下达撤退命令。
不过有时也有例外，有一年国庆之夜，我们是在市中心的福建路警戒，那天还下着雨，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撤警戒线（后来听说是张春桥出巡）。弄得我们一直值班到凌晨1点多才解散。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当时也没有动用汽车接送执勤民兵的习惯－－大厂民兵有厂里的卡车，我们这种小单位就没有办法了。我和一个女同事冒雨往回走，先到了我家的新村门口，我问了一下：“你走回去不要紧吧？”她很为难的说了声：“大概不要紧吧！”我就说“再见”，转身进了小区。
第二天到了单位，讲给师父听，被师父大大的骂了一顿：“这种时候怎么可以不送女生到家门口？这是做男人最基本的道理呀！”我很惭愧。过了几天，开团干部会，又和那个女同事碰到，红着脸轻声道歉了几句。那个女同事笑了，很大方的说：“你请客，买点吃的零食给大家吃吧！”
1976年的国庆节，时逢国丧，连游园会也不搞了，更不要说是放烟火了。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有了个没有任务的节日，就调休10天，偷偷的上黄山去过国庆了。从黄山下来，一回到上海，就听说了“大快人心事”。
从这以后的国庆节，在脑海里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即使有印象，也和过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记得女儿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国庆之夜带她到外滩去看彩灯，先是抱着的，后来就让她骑在我脖子上。回到家里才发现，小姑娘的两个小皮鞋都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