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打未几，我们的老师陈达星不无善意地提醒我们：57 年反右，西北楼大字报也曾经铺天盖地，但后来还是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我们不信他的话，以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秋后算账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但那是几年以后的1969 年秋后。
我们班的蹇明理同学1965 年入学查出肝炎，休学回家。我们从别人的大字报得到启发，就揭发系领导迫害工农子弟。不过谁也不认得领导，就把系秘书周泽兰拉出来大声呵斥，让周泽兰站在文史楼台阶上“竖起狗耳朵听着”。王永琴同学在缝纫组做了件衣服，也贴大字报说家属服务缝纫组加工费太贵。啊，怎么也造劳动人民的反呢？这和资本主义有嘛关系？黎浩智老师被学生揪斗，因为他们哥仨分别叫智、仁、勇，据说是蒋介石提倡的。学生用厕所铁丝纸篓制成高帽给他戴上。好像铁丝划破了脸。胡敏，系总支秘书，高年级给他撰对联讽刺，大意是：小胡敏正步走得意洋洋。后来破四旧，一年级二班的袁景龙、陈金囤等同学嫌“师范”二字讨厌，把北师大改为“教育革命大学”，把校门口校牌抬回来，贴上“中国教育革命大学”几个字。但我觉着不如外语学院改成“世界革命大学”神气。
1966 年6 月的一天傍晚，彩霞满天，忽然“毛主席万岁”响彻北师大校园——以七机部副部长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奉北京市新市委委派进驻北师大。众生热泪汩汩如泉涌，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不知那是刘少奇司令部派来的消防队）。孙友渔站在主楼阳台上向满含热泪的我们招手致意。他雪白衬衫外套毛背心，风度潇洒。没娘的孩子又有了娘。
工作组进校后，宣布“内外有别”，先在图书馆二层大阅览室开辟大字报区，铁丝纵横交错，大字报飘飘然，揭露程今吾、谢芳春、石森、马建民。我们都渴望大字报能揭发惊人的反革命滔天大罪。然而很失望。依稀记得程今吾是延安小学（高干子弟）校长，有《延安一小学》著作。谢芳春原为广西省委党校校长，他只有关于“两论”的辅导文章供挑刺；石森是解放军总参干部，为了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到北师大做政治部主任，“三结合”进革委，讲话语无伦次，被戏称为“老阿斗”。马建民是作家杨沫的夫婿，《青春之歌》中的样板人物。“三结合”干部，水平也不咋地。我对于黑帮没有像样的可供批判上纲上线鸡蛋里挑骨头的文章，恨恨不已——总得抓住几个“三家村”才过瘾呀！
工作组在主楼八楼大会议室召开批判旧党委走资派大会，神神秘秘，校园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辈非党团员游离于运动之外，只有少数党团员参加批判。我自幼因政治原因一向自卑，自己个儿归类为落后分子。在主楼批判党委书记大会，学生代表出席，我班是董连猛与焉有份。有几次大中小会议报告，规定团员才可参加，全校设分会场联播。系里党团员开会，我班六位团外人士，单独学习讨论。好像在非党团员中，我又成了地位较高的——我是主持学习讨论的召集人。校园冷清凄凉。真如伟大领袖说的，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文革伊始，北京市委改组，以李雪峰、吴德为首的新市委取彭真、刘仁的旧北京市委而代之。北师大遂有热血青年张贴大字报，砸烂旧党委，认为以前加入的是反革命黑帮集团彭真的修正主义党团组织，遂宣布自即日起退出党组织，重新申请加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此声明甫出，即群起而攻之：你宣布退党，就是叛党。那几个“退党者”吓得腿肚子筛糠，赶忙谢罪。好在各级党组织瘫痪，不再过组织生活，也不缴纳党费了，没有书记副书记管辖，人自为战了。
后来我研究基督教历史，知道，基督徒一旦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不管給你施洗的牧师、神父成为异端，叛教者，还是腐败分子，那洗礼都有效，无须二次受洗。因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水是圣水，圣灵在起作用。只要手续完备，在组织程序上，你就是合法合理的基督徒。同样，那个党组织可能垮了，属于黑帮、旧北京市委，但你在宣誓时，马克思的英灵就注入你的灵魂里。你加入的，还是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文革前夜，我被本班团支部通过发展为新团员，但没有扶正，还没有履行手续，还没有宣誓就职就天下大乱，神州陆沉。我从此永久性地成为无党派人士。1971 年北师大吐故纳新恢复党团组织生活，效率太低，也还是没有履行手续成为团员。我到银川六中当学生班主任，学生入团得经我手，我不好意思。学校书记说，班主任是受党的委托。我这才挺起腰杆。
有一天，北师大文史楼108 教室忽然人声鼎沸，人们一窝蜂涌去。原来高年级有几个出身不好的非党团员，平时政治表现又差的人也想乘机造反（人家党内内斗，你激动神马）。高年级党员干部以风卷残云之势揪斗之。批判大会主旨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们对高年级学生和一部分老师颇觉陌生——他们刚从山西武乡四清一线撤退回校。主持斗争大会的高年级一位党员大哥哥大概是肝癌，带病上阵，腹部抵顶讲桌桌角，脸上气色不佳，但极具斗争口才和组织才干，成功揪出几个翻天的“游鱼”——据说有一位右派学生，其舅父在台湾，是国民党军官。这让我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据说孙友渔执行的是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市委又派了国家物价局局长刘卓甫到师大。刘卓甫不像孙友渔风度翩翩。1966 年7 月27 日，中央文革一干人马光临。大会上中文系王兰怒斥刘卓甫执行了一条“没有孙友渔的孙友渔路线”。江青喝令刘卓甫站在一边，他乖乖低头。
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袖章偏窄，毛体红卫兵仨黄字偏小，且正上方有一颗五星。师大井冈山战歌来自电影《碧海丹心》的插曲《钢一连连歌》：“巍巍井冈山，养育着钢一连，毛代表就在我们的身边，朱军长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来自南昌城下，我们来自湘江两岸，为了红色政权，和白匪军决一死战。”
此组织的战地歌曲还有《雄伟的井冈山》：“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转危为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1967 年“五一”或国庆，北师大和北大在天安门广场是邻居，打派仗，对歌互骂，对口快板，三句半，山东柳琴。把北大打败了。北师大表演“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叠罗汉的文宣队搭人梯排成山岳，手指北大方阵。北师大井冈山每次开会还集体放歌“井冈山之歌”：“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洪流水永不断。伟大领袖毛泽东，在那一九二七年，他把人民的枷锁打烂，带领着红军上了山，你是革命的摇篮。啊啊啊啊啊啊啊。”
1966 年11 月下旬，北农大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本姓刘）、涤西（本姓张）张贴《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12 月初，北师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杨以鸿、刘中柱张贴《也致林副统帅的一封公开信》。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林锋（本姓敦）、卫东彪（本姓张）也贴出给林彪“提意见”的大字报。该校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张贴“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字报。清华、北大、中科技大也有给林彪提意见，给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大字报出现。
对林彪的“意见”，主要是反对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的说辞，认为“顶峰”论割断历史，否认马列主义继续发展，不符合辩证法，认为“天才论”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动力的唯物史观，是“英雄造时势，伟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伊林、涤西、杨以鸿、刘中柱的大字报言辞激烈，“警告”“敬爱的林副统帅，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历史的辩证法又是公正的……我们不愿看到有一天历史的辩证法之鞭落到您身上”！
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则主要是针对乱批乱斗造成的混乱，称若发展下去，社会生产和生活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建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等领导机构照党的政策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予以矫正”，将“文革”引向正确轨道。
忠言逆耳，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学生遭到镇压。1966 年12 月中下旬，他们被“拘留审查”。在查清他们“身后”并无“黑手”操纵后，1967 年6、7 月间他们被解除拘留，回校接受“专政改造”，编入“学生劳改队”。1969 年8 月，完全解除“劳改”，是团员的恢复组织生活。1971 年林彪折戟沉沙，工军宣队说：林彪自取灭亡，并不意味着你们当初就正确。这件事情今后组织上不再说了，你们自己也不要再说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1978 年，他们最终得到“平反”。伊林于1978 年考取人民大学，杨以鸿1978 年考取杨振宁的研究生，赴美留学，学成归国。但终因“劳改”落下的病根，于1988 年病逝，年仅41 岁。
北师大外语系另有一个方义奎，名不见经传，1966 年12 月因为攻击林副主席遭遇批斗关押，据说精神失常。我们的历次政治斗争标准不断改变，今是而昨非，朝令而夕改，但当其时也，罪名和罪行都很吓人，过后一风吹，整人者，轻轻拍屁股走人，然而在被整者，被批斗被关押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的却是全部，甚至生命。
北师大井冈山带头造反事迹主要有：造孔庙的反，反“二月逆流”，造大庆、大寨展览的反，武汉支持造反派，火烧英代办，“揪刘火线”。
1967 年3 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的地盘窃取动向，掌控中央各部对李先念、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搞的一个组织。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我当时血气方刚，觉得周总理和李先念比较右，希望真的能发现有关他们的大字报。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就是当年真造反的“联队”朋友，他们后来也切齿痛恨后面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可是又怎么可以怪罪于他们几个书生呢！我因了这点滴社会科学知识，后来就报考了南大宗教研究生，拿基督教学理言说社会问题！清查“五一六”时，分到东北的同学所在学校觉着这位同学反对过李先念，于是千里迢迢来北京外调。我没有捏造，也没诬陷，外调的人说我不老实，“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就火儿了。蒋亨俊老师——她落难时我帮助过的——说我态度不好。我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怜悯别人。
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后的1967 年春天，系革委会成立，俄四李保全是系主任。我们年级也成立文革小组领导班子。一个班出一个人任年级文革小组成员。我们班，一年级一班，我和王尔德、刘泽英是大家选出的文革小组成员。我的意见是让刘泽英去年级小组，但刘泽英不和我们商量，就把自己个儿报上去，惹得我生气了。我提出，谁进年级小组得大家选举。果然大家同意我去，杀了她的威风。可我还是让她去了，因为我不愿意和那几个不熟悉的牛头马面在一起。我和陌生人说话就拘谨。其实，我和刘泽英是好朋友，就因为她和年级那几个人走得近，我们彼此观点有异，才疏远了。不过尽管在井冈山里我属于异议人士，但我俩私交不错。我住医院她常去看，她后来嫁给了北大毕业的搞原子弹的。
1966 年红八月，夏日炎炎，女生穿短裤不穿裙子，开口闭口“他妈的”、“操”（现在叫“靠”，Cow）。到批斗台上踢打牛鬼蛇神，是革命的表现。说句实话，女孩子内向羞怯，其实是一种美。大呼小叫，不好。疯狂的行为，最好让我们这等粗人干。
1966 年盛夏，人民日报记者碰到我班美女王崇义。王说自己是“崇拜毛泽东主义”的崇义。“你叫我小王吧”。后来传开，大家戏谑地叫她“小王八”。王崇义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叫北师大革委会宣传队（脱胎于井冈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舞蹈动作大体是右臂抱拳横胸前，左臂后甩，前腿弓，后腿蹬，作横眉怒目状，口中念念豪言壮词。或其余三肢同，右手下指，目光如炬，怒斥刘邓。右臂斜劈，表示横扫。右臂抬起作仰视状，即望见北斗怀念伟人。要是砸烂狗头，就杏眼圆睁，纤纤玉手握重拳砸下。每次香汗涔涔，锻炼了身体。
红八月，“红色恐怖”。一位“狗崽子”汤运昌，写大字报改名“毛为民”。同班女同学不让他革命：“你也配姓毛？”站到凳子上，用扫把顶住一张沾满浆糊的破纸，上面写“狗崽子汤运昌”，要盖住“毛为民”。大字报底下许多“跟贴”，都是糟蹋他。其实，汤姓出自成汤，即商朝的开国君主。这是贵族呀。运昌，多好的名字，鸿运昌盛。那时候，我老是自责：祖宗为嘛不拉一根打狗棍讨饭！且常为旧社会家里不穷而懊恼。
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内部的南北两派是这样的：井冈山的元老们，大多是有思想有见识的敏感的一批优秀学子，他们自觉造反，最先组建井冈山战斗团。但1966 年冬井冈山内部大辩论大分化。最早的井冈山战士最有思想。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不能容忍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他们退出后组建了井冈山造反兵团。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叫井冈山，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伦王佐们火并他们，董连猛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只好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没有退出的，就是后来的南派基底。即使如此，井冈山内部依然有一批“元老”不满于谭厚兰的无能。一般人心目中谭厚兰并非才华横溢，只是事先得到内部小道消息，奉辞伐罪（奉辞伐罪，指奉严正之辞而讨有罪。《书·大禹谟》；“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伐，一作“罚”）。师大最早造反的有为青年中不乏才智志士。
1967 年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前后，井冈山二度分裂，大字报中心区南北两面各有一份声明，分别形成为南派和北派。南派是反对派。这一派1967 年冬延伸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多么奇特的名称，一个松散的小团伙。我是这一派的。发起人中文系张梦阳先生，如今是鲁迅研究达人秀，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井冈山内部的反对派，便具雏形。谭厚兰的革委会内部有了分歧和对立面，给善于钻营的某些人以可乘之机。1967 年9 月，王力、关锋、林杰倒台，革委会再度分裂。樊、黄、李三位常委身陷囹圄。此时革委会剩下谭厚兰、董连猛，石森，马建民，曾照耀等。樊、黄、李在德胜门看守所吃八两窝头（当时的调侃用语）。
工军宣队清查“五一六”，外语系刘月英仅仅因为不拥护工宣队就成了牺牲品。刘月英，山东女子，后来和兵团观点一致。
据数学系卫小慧的见证，1971 年在北师大校医院住院时，一天，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声音，还是隔壁那个可爱的刘月英，又拄着拐杖在楼道里顽强地练习走步。刘月英喘着粗气，靠在卫小慧病房的门框上。她摔得非常惨，骨盆粉碎性骨折，虽然做了手术，痛苦减轻了许多，但下肢神经已不可修复，整个下半身就像拨浪鼓一样甩动着。卫小慧真想去搀扶一下，可她又不敢去。刘月英后面跟着两个人，像押解犯人似地监视着，不允许她和别人接触，不允许别人和她说话。她不光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自由。怎么会这么残忍。刘月英放下一只拐杖，把一绺搭在眼前的头发拨到耳后，原来红润、稚嫩的脸上，现在几乎没有了血色。几步路就折磨得她上气不接下气。听说分到江苏的同学上午都走了，其中就有她的男朋友丁锋（道升）。也许刘月英不想拖累男友，让他轻轻松松走了。可她今后怎么过呢？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人人羡慕的新党员，当初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四·二六，就这样毁灭了一个风华正茂的人生。这个重大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想到这里，卫小慧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见刘月英拄着拐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想迈出一只腿，然而腿却不听使唤。这一步步走向康复之路是多么艰难。她练啊，练啊，然而汗水仍然难以换来想象的效果。校医院只留下她坚韧不拔的身影。后来她父亲接她回家，几年后她拖着残疾的身子到师大讨个说法，最终在师大绿园地下室一间房子里孤独地结束了她宝贵的一生。
未经省查的人生没有价值。顾后方能瞻前。人贵有自知之明。国君若无自知之明，就会使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彻底反思才是摆脱厄运的不二法门。文革的参与者如我们，千万别落入一贯正确的雷区。我们是受害者，但也被裹挟，恶作剧加害于人。我们自己绝非可怜而无害。文革回忆的最大误区，是认为罪错都在人家，唯独自己蒙冤受屈，或唯独自己一贯正确，后来可怜兮兮。别人是真正反党反革命，他人受难是罪有应得，唯独自己丹心向阳，似乎即使自己落井下石，也是响应伟大号召。我们所受到的最大伤害并非我们曾经成为阶下囚，而在我们趾高气扬手执钢鞭“得令得令”将你打。当我们激昂慷慨，不可一世之时，我们的灵魂最苍白无力，最被玷污。
《记忆》2019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