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我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一年后，我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我当社长。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扣留下来。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劳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我那当社长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那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我们赶着牛马和羊走，有马也不许骑，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干部们很凶，很牛B，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一句话，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家乡“嗷尔嗷尔”叫，眼里淌着泪。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地哭，没人敢大声哭啊。
到了托莱，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咋办？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干部们天天宣传：“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帐子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赶过来赶过去折腾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儿寡女。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然后用车拉走。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沉到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冈察、祁连、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著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用绳子捆住打。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然后又吊在帐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灌辣椒、姜粉，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却不见人。我们找了好多天，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时河面已经结冰了，天越来越冷，冰越结越厚。到第二年开春，冰层化掉，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