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21日，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了上海的一桩不大的民事案件。这个案件之所以劳驾洋人关注，一是此案涉及租界居住的中国人，二是案中人在审理过程，不断地挨板子。而挨板子的主要原因，多半是因为他的兄弟把事儿捅给了租界的巡捕。这样的人，明显属于不服管的刁民，所以，必须严加惩治。
此前，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很艰难地进行了有段时间了。而废除肉刑，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儿。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治外法权去的。争取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被侵犯。当年废除治外法权，西方的一个借口，就是中国司法的野蛮，不合乎人道精神。所以，在中国的外国人，不能按中国的法律由中国法官来审理，因此，中国司法审理过程中的肉刑，在改革中非废了不可。
由于有这样的大来头理由，经过沈家本他们的力争，这事不仅提到上朝廷的议事日程，而且得到了钦准。严格来讲，在1910年的时候，中国的任何地方，地方官在审案子的时候，再要动刑，均属于非法。
然而，审案动刑，是一个悠久的中国传统。大清的规矩，任何案子要结案，必须有口供，要口供，很多时候就得动刑。所以，大庭之上，刑具是标配的，对男人，主要是杖，对女人，则是拶子。衙门里的皂隶，就是为了这事存在的。突然之间不让动刑了，案子也就没法审了。
跟废除肉刑相配套，是行政和司法的分离。此前多少年，地方官兼任司法关啊，县令负责审案子。而县令不懂法，只好聘任懂法的刑名师爷，师爷在审案的当口又不能出现，只能做弥缝功夫。案件审理，是否合法，只有天知道。现在实行行政司法分离，让县令不再审理案件，地方成立三级审判厅，有专门的懂法的法官来负责案件的审理。可惜，这样的改革，在当年的中国，也只有直隶和江南地区，才落实了。其他地区，依旧是县太爷升堂，衙役站立两旁，高喊“威武”。直到民国，内地好些地方，还是县知事加师爷加衙役。司法机构改革落不下来，废除肉刑的诏令，就只能等同具文。被泰晤士报报道的这个案子告诉我们，即使在上海这样开明、已经落实了警察局和地方审判厅分离的改革先进地区，基层审判厅审案子，依旧是打板子。而据案中人后来自诉，为了让衙役们打得轻一点，他不得不贿赂衙役，一次次地掏腰包，一切，都跟没改革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看那个时候的老照片，穿新式警察服装的大清警察和带着旧式木枷的囚犯在一起，改的是警察，不改的，是囚犯。在被治者一面，还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
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得知此案已经有洋人过问，审判官却还是坚持用刑，报复性地把人犯打了又打，直至他昏死过去。显然，即使在上海这样华洋杂处的首善之区，地方审判官也没有把肉刑看做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即使让洋人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当泰晤士报记者就此事问上海道台时，道台坦承，用板子打犯罪嫌疑人明显是违法的，但是，他又说，谁又能阻止治安法官这样做呢？肉刑这个古老的习惯，即使在上海，也还是在被遵循着。所有人，包括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都习以为常。
然而，这个事儿不仅英国领事过问了，而且得到了西方大报的报道，所以，这个审判官最终丢了官职。在这个审判官看来，显然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中国的改革，即使是皇帝钦准的改革，在涉及具体的行政改革，具体的行政行为的时候，也是千难万难。可以想象，即使第二年清朝没有灭亡，新政仍在继续，这个改革，能否进行到底，也很难说。对肉刑的热衷和酷爱，已经深入到中国所谓司法的骨髓里。
在这个报道最后，记者说，由于爱国主义的缘故，一些学生和先进的中国人，看不出要公开谴责这些违法官员的必要。然而，这些行为如果没有收到中国人的批判，那么，只会让大清国在文明世界丢脸。其实，丢脸是次要的，更严峻的问题是，改革的进行，会因此而搁浅，让中国在文明世界之外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