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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向中共提赴任条件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提起陈寅恪的大名,在史学界可是无人不知。他不仅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几个数得着的学者之一。

陈先生不仅知识渊博,通晓二十几种文字,能够用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撰写论文;而且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36岁时他即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还邀请其赴英作特别讲座。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史学家傅斯年曾如此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令后人钦佩的除了陈先生的学识外,还有其“思想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其生命始终,无论是在日本治下,还是在中共治下。

1939年,陈寅恪一家在准备经香港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好暂居香港,被香港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先生立即辞职。此后日方持重金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又有人奉日方之命,再度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予以拒绝。

中共占领大陆后,没有去成英国的陈寅恪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博士之邀,任该校教授。此时的他业已双目失明。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喜欢历史”的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红色学者”等组成,毛钦定陈伯达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议下,历史研究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三个研究所: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惟有陈寅恪不为所动。当时,不时有北京来客到广州说服陈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篯。当时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一封是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

业已被中共思想改造过来的汪篯劝说自己的恩师接受委任,但陈寅恪却表示,不再认同汪篯为自己的学生。他告诉汪篯:“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对于两位“大人物”的书信,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当然,对于陈寅恪所提的两个条件,中共自然是不会答应了。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文革开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而让他最为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大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先生曾在另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墓碑上写下如下之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先生的一生亦实践了这个理念。遥想先生,当今有多少知识份子会有先生这气概呢?是做精神上的勇士还是被阉割的懦夫,先生已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201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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