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职就是这样被开除的
“毛伟人”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若果真如此，那么“劳动教养”则是中共违宪犯法的另一大发明。自此对人员的处理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只要领导看你不顺眼，只消党委一个决定，头头们的一句话，即可置人于死地。于是“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王国，一位领导就是一个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中国哪还有民主自由？更遑论人权、人格。你吃饭、穿衣、住房、讨老婆、生孩子……一切都得单位同意、认可，这就造成了每个中国人对单位领导和共产党绝对人身依附的关系。所以，“上面”要收拾谁、修理谁自不费吹灰之力了。
翻开每天报纸，有关反右斗争的消息渐渐少了，不再是今天揪出谁，明天揪出谁的报道，多是某某单位、工厂、农业社，如何通过“反右斗争”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以及某某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和先进标兵，光荣地入党入团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在人民群众分享“革命”的胜利果实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臭不可闻”的东西了。没人敢和我们说话，纵是再好的亲戚朋友如在大街上相遇，顶多从眼神里传达出一个示意问候的信息。右派分子被社会遗弃了，在人世间彻底地被孤立了！大街小巷成日播放着紧跟时代的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一双双陌生的眼神，纵是意志再坚强的人也怀疑自己是否错了？于是，不少顽固的右派分子开始低头向人民“请罪”，主动写检查写交待。我不改初衷，仍坚持“别人是右派，我不是右派”的观点。理由很简单：我是穷人，学徒娃儿，怎么会反党？
吃罢早餐，我们集体去报社印刷厂劳动，但走路从不敢抬头，脚步快得如飞，惟恐被街上认识的小朋友看见尾追不舍高喊：“右派右派，是个妖怪”。不过印刷厂工人倒不为难我们，从不呵叱我们，但也绝对不会同我们说话聊天，那界线是划得十分清楚的，我不得不怀念起学徒生活来，当工人多好！有点失悔当初不该去学习知识文化，学去学来学成了阶级敌人。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不对，一个没有知识的国家，没有文化的民族，能在世界上站住脚吗？学知识、学文化绝对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
印刷厂在中新街，是《工商导报》的老地址，一楼一底宽宽大大。劳动是拆铅板，就是每天把印报用过的铅板拆解开，再把原来用以排版的铅字字钉一个个辨认清楚是什么字，按照其字号大小、字体分类，逐一放回铅字架上的字格中去。这项劳动虽没有规定任务量，但却是非常细致的活计，你必须记熟每个字钉在铅字架上的位置，如果记不熟，往往为了一个字钉的归位要折腾许久。因此，丝毫不敢懈怠，终日不敢休息，干得比工人还起劲，好像是为了表示什么似的。
在无人的时候，陈泽昆便偷偷和我瞎聊，多是讲述一些他当年做总编辑的荣光。他说：“那时《工商导报》有日报和晚报，你猜多少人？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经理、主任和我都有单独办公室，杨蓓也有一间……”
我见没人注意我们，低低问一句：“工资够生活吗？”
他把拆下的铅字送还字架上归好位，回到原处坐下后说：“够啊，一般编辑、记者四五十个银元，我一百出头，养活全家四口绰绰有余。”
我惊得张着一个大嘴：“这样多呀！”又问：“你们那时报上登的东西都是事实吗？听说还敢骂国民党？”
他道：“当然是事实，其实《工商导报》是共产党领导的报纸，有几个共产党员。我们常常把解放区的事情变个花样推销出来，国民党控制不了新闻，它虽然有检查制度，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不准我们的稿发出来，我们就‘开天窗’。一个记者有无本事，就是能不能抓到新闻，这可是个学问。”
我在报社呆了一年多时间，从未有人讲过这方面的事情，现在他一说，我来了兴趣，便刨根挖底问：“到底什么是新闻？”
他想了会儿说：“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
我竟然忘记险恶的处境，哈哈地笑出声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此言一直嵌刻在心上，受用一辈子。自此对报纸有了个新的认识：新闻决不是党的喉舌，新闻就是“新闻”，发生在生活中真真实实的事情。1980年“改正”回归后，我应邀去盐道街中学向高中毕业班讲新闻写作，不仅照搬了此次交谈，还作了如下的发挥：“中国媒体是党的喉舌，西方媒体是社会的眼睛。两者的区别是喉舌与眼晴。”赢得学生一片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