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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美国前《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站站长孟捷慕（James Mann）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1989年6月3日晚间和6月4日凌晨时分，中国共产党当局调遣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从不同的方向攻入本国的首都北京。那场在世界各国的记者和电视摄影机前铺开的屠杀，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有能力屠杀本国人民。
那场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电视实况播出的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美国公众。一位亲历了天安门事件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认为，自那时以来到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但造成这种本质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却另有所在。
孟捷慕（James Mann）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欧洲和欧亚研究项目住校学者。他在1980年代作为《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长期报道中国，1989年6月初，在中共当局调遣和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要求民主和抗议腐败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也是在北京的众多外国记者当中的一个。
当时的北京之所以聚集了特别多的外国记者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媒体机构特别调遣记者到那里去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应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会谈，反目成仇20多年的两个共产党大国正式修好。
在那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已经开始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抗议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并要求当局开放政治，实行自由民主。于是，北京正在发生的这种在所有的人预测之外的大规模抗议便成为当时的国际媒体关注的主要焦点。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结束，北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更成为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的唯一焦点。
然而，在总部设在华盛顿郊区的智库“对话中国”前不久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孟捷慕讲述了当时和现在没有很多人知道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天安门抗议活动开始兴起的时候，美国海军军舰要对上海进行访问。这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美中两国军事关系的继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按计划要南下上海去参加那次活动。但他说，‘我要留在北京。’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他要留在北京观察事态发展。然而，华盛顿关心的是那次美国海军军舰访问上海，认为美国军舰访问上海是美中之间更重要的事情。这一局面很能显示白宫当时如何看待中国。”
从中国归来之后，孟捷慕长期报道并研究美中关系的演变。他在“对话中国”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从1972年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修好以来，主导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战略思路的首先是美国的军事和战略利益，然后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有时候这些利益方向一致，有时候不一致。
孟捷慕说，眼下美国对中国政策出现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政策变化，因为工商界越来越怀疑中国，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更强硬，这种局面跟过去几十年大不一样。美国如今在军事和战略利益方面跟中国也有严重的摩擦。这种本质性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动因，这就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商业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敌手面貌明显起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此发生大改变。
孟捷慕接着直言不讳地说，观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走向要注重这两点，但这两点都跟人权状况无关。
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美国视为敌手，但苏联/俄罗斯却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致命性的敌手？这个问题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孟捷慕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包括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和苏联/俄罗斯有一种奇异的、与现实的情况南辕北辙的看法和判断。他说，
“1980年代我在中国当记者。当时的中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追求改革。我当时采访了很多异议人士，但他们都是带自己的翻译，我们秘密会面。我也采访了很多中共老人，那些人更讲究保密，要带自己的儿子翻译，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安全机关。这还是在（中国最开放的）1980年代，当时是胡耀邦掌权。
“我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和家人乘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当时是1987年。我当时住在莫斯科记者公寓。有人敲门，来跟我说：我是萨沙，我刚刚从一个监狱营放出来；我有些文件可以给你看。我大吃一惊。然而，对在俄罗斯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我是从中国来的，我刚刚报道了学生在天安门那里抗议，那是1986、87年的抗议，我作为记者要问抗议学生的名字，但学生都害怕，不敢告我他们的名字。但在美国，人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中国则是在开放，是令人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