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劳改队里的奇奇怪怪(6)

“‘落’教”产生的歧义

“‘落’教”是不胜枚举的四川方言中的常用词汇之一,在人际关系复杂纠葛的劳改队,这个词汇的使用频率很高,其重要性也非同一般。遗憾的是,我手头并没有俗语词典之类的参考书,只凭经验知道这个词的读音如此,写法究竟是“落”还是“乐”(落与乐在四川话的发音中相同),我也毫无把握,恰好不论“‘落’教”还是“‘乐’教”这两个音同字不同的词汇,在四川方言中,还都勉强能释义运用。这里我只好任意选择一个“落”字,在它的上面打一个深不可测的引号,任读者们去胡思乱想。

我从一些正宗的四川人那里得知,“‘落’教”这个方言很可能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袍哥在四川的繁荣昌盛有关系。其含义似指“‘落’教”者能按袍哥的游戏规则行事,有褒义,反之,不“‘落’教”则是贬义。因为事实上当年袍哥已和四川社会融为一体,“‘落’教”与否可说是衡量人们生活准则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方言在琳朗满目的四川方言之显赫地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自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早已将这个文明古国折腾成一个把“其乐无穷”建立在“斗”字基础上的极权政体。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最高指示”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除了斗争哲学以外,中共不会允许其他什么游戏规则存在,其中当然也包括早已被打倒了的袍哥所提倡的“‘落’教”,特别在据称是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特别复杂”的劳改队,更不会允许“‘落’教”去发出和谐的杂音。试想想,如果犯人相互一团和气,批判会上失去了狱吏们称道的“狗咬狗”的相互撕咬、没有了中共所提倡的检举揭发,没有了斗争会上的鼻青脸肿捆绑吊打,这无产阶级专政的杀伤力又将如何体现?

可是广义地说,劳改犯过的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虽然犯人的社会是一种畸形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被无法无天和监规纪律任意肆虐,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另外一点空间。例如我所在的劳改农场规定,犯人每星期可以吃一顿大米饭(其余吃包谷粑),按物以稀为贵的常理,米饭显然比含有霉味的包谷粑可口,有的胃病患者需要给监管狱吏呈上书面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吃上一两天大米饭,这类特殊恩准有一个附加条件,最少你不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反改造份子(这也说明不接受改造者的生存条件会分外困难)。有的胃病患者想用包谷粑去换易于消化的大米饭,而有的犯人却因为大米饭不经饿,难以支撑肩上的重体力劳动,又想用大米饭去换包谷粑,这就出现了前文提到的“另外一点空间”。

这个空间的游戏规则恰巧在监规纪律之外,而在各取所需基础上的两相情愿之中,比方说双方约定两碗米饭换三个包谷粑,到时间就得按约定一手交粑一手交饭。换一种说法,凡遵守约定的就“‘落’教”,违犯者就不“‘落’教”。在劳改队,大部份人(请注意只是大部份人)敢于违犯监规却不敢不“‘落’教”,因为违犯监规被斗,虽然“大部份”发言者气势汹汹义正词严,其实双方心知肚明那是在演戏,是演给狱吏们看的闹剧。如果不“‘落’教”,违犯了犯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变成了不耻于犯人的狗屎堆甚至众矢之的,那反而会动真格的,使你处在危机四伏之中,那么你往后的道路上肯定会布满了地雷。

还有一种并不罕见的情况,例如三个犯人共同偷吃了生红苕,其中一人在威胁下承认并供出共同作案的另外两人,这个人也可以被认为不“‘落’教”。如此看来,说不准不“‘落’教”和叛徒二字还有点血缘关系。

这样一来,“‘落’教”对相互监督促进改造显然起着破坏作用,这种东西必须铲除,因此狱吏们动辄将批评的矛头对准“‘落’教”的信徒或者是他认为的“‘落’教”的提倡者,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反革命重刑犯一直受到当局严密地监控。

仿佛是1969年左右,总之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革命群众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那时我所在的这个劳改分队里只有两个都唤作分队长的狱吏,这两个狱吏恰好观点对立不可调和。其中一个对我稍好一些,因为我劳动卖力他偶尔表扬我两句;另一个就千方百计找我的毛病,以证明对方的观点不正确,路线有错误。我的这种处境只有一句非洲民谚可比,他们说:“大象相斗,被践踏的是青草”。

某次,有两个犯人因一桩小事发生争执,冲突的原因与我还有点关系,我就用开玩笑的口吻指责其中一个不“‘落’教”。说这话时我没注意那位专挑我毛病的狱吏正路过我身后,当时他盯了我一眼后便悄然离去。晚上在学习会上,他列举了若干反改造表现以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我今天要叫你们当中文化最高的人来给我解释一下,”‘落’教“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叫了我的名字,虽然我的文化并不“最高”。

在我以往写就的文稿中,曾几次说到我有喜欢咬文嚼字的毛病,这一次我的这个毛病可以说严重发作,我说:“‘乐’教,就是乐于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