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岁月流逝，舔尽了往日的斑斑伤痕。有些岛屿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动摇了，漂散了，在它们的表面上，已经飞溅着极地的遗忘之洋的浪花。于是，在未来世纪的某些时候，这个群岛，它的空气，以及凝冻在冰透镜层里的它的居民的残骸，将变成好似那种难以置信的蝾螈。”——（俄）索尔仁尼琴
犯人死而复活
除了在批斗会上被“愤怒的群众”当场打死的阶级敌人以外，一般的人要成为劳改犯则必须翻越看守所这个门坎，用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它就像六七岁的孩童，从幼儿园升入小学之前，常常得先进学前班去过渡一下那样。我之所以说这个比喻不恰当，是因为孩子们读学前班是为了开启智慧之门，为日后的成长奠定些基础。而看守所关押的“未决犯”（系指未判决，不是未枪决之意）却是要学会面对暴行怎样一言不发。
我是1961年被抓进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的，我们这个被诬为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的案子在这家看守所里共囚禁了四个同案犯，其中任世同已于十年前病故，余下的三人至今幸存。除我以外，尚有温江中学退休教师周茂岐（又名周天，原判刑十年），宜宾市司法局退休人员罗铁夫（原判刑七年），我退休自南充市文联，原判刑十八年。另外还有两位“同案犯”，因他俩不曾在灌县看守所关押过，与本文将涉及的内容无直接关联故从略。我们这三个“同案犯”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点：其一全都是劳教期中的右派份子；其二如今我们的年龄都在七十五岁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列举他们的姓名住址并强调大伙都是高龄老人，是担心那令人遗憾的死无对证的成语在我们身上应验，因为有许多被统治者刻意掩盖的罪行，一旦成功地戴上了“和谐”的假面具，受骗者的想象力便将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我们三人都被独居关押了三年半以上，你能想象在这一千二百多天的日子里，“沉默是金”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不能逃脱的惩罚，那将是一种怎样的苦涩与无奈？你从早到晚都得独自一人坐在地上铺就的“床”上“面壁思过”，长年累月照不到一丝阳光，吹不到一袭清风，通常在押犯人能享受走出监门、在院里散步一小时放风的“人道”待遇，对我们独居关押的特殊犯人都是一种奢望。除此以外，你还得接受“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饥饿煎熬，在这三年多的日子里，这些被“自然灾害”害得骨瘦如柴的未决犯们，没有吃过一片肉一份带油腥味的菜，没喝过一碗汤饮过一杯茶，它让你四肢无力，让你唉声叹气。最后你才品味出毛泽东在他那本“语录”中，向人类公认的普世人权提出的挑战，他说：“我们对敌人是从来不施仁政的”，这句话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这种苦不堪言的日子里，不论是被独居关押的“关心政治”的反革命犯（你在中国的监狱里绝对找不到一个政治犯），还是集体关押的一般刑事犯，一个迫不及待的共同愿望便是早日得到一张判决书，才能早日结束这被“看守”的日子，至于被判刑期的长短，流放的地点是劳改农场或者工矿，反正下半辈子任人摆布的命运已被这张判决书敲定。
终于喜从天降，灌县人民法院恩赐给我了一张判决书，判决书说我犯下反革命投敌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请相信我，那时在我看来，刑期长短对我来说已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我必需吃饭，我想吃很多很多的饭。我必需尽快离开看守所去到劳改队，在那里我不但可以晒太阳而且可以和人说话。
我被分配到崇庆县万家煤矿服刑劳改，第一条好消息便是煤矿属于井下操作，粮食定量为每月四十五斤，其他肉、食油和糖虽然不多毕竟都有，可说是饿死鬼们梦中的天堂。所以我过去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十分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劳改幸运儿，看来绝非自涂脂粉。
这是一座中型劳改企业，估计全矿约五千犯人左右，在井下劳动的有负责采煤的挖班和负责把煤运出矿井的道班，还有一个打平巷（亦称打路）的路班，此外便是那些电工炮工安全工等零星工种。井上还有一座近两千人的焦场，其主要任务就是将原煤烧炼成焦炭。不论哪样工种，都是手工劳动，整个煤矿也听不见机械化的轰鸣声，体现的就是用艰苦的体力劳动，改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基本原则。那时我年纪轻，在肚皮吃饱了的情况下，我在看守所饿蚀了的肌肉很快得到恢复，几十天后一个煤炭色的彪形大汉便出现在万家煤矿的厕所和澡堂。我被分配到路班，这个工种的劳动方式和我在劳教队修铁路打隧道大同小异，不外乎打二锤掌炮钎，对我来说重操故技得心应手。唯一的区别是隧道不论长短，途中均有电灯照明，而煤矿的电灯就顶在每个人的头上，别看这是一件小事，里面也有文章，这文章告诉我，劳改队和劳教队在险象环生方面，绝对象挛生兄弟般如出一辙。起因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劳教队的熟人，此人在我的案子中与我还有点关系，按“犯界”的专用词汇就叫同案犯。判刑后，我们先后来到万家煤矿，但我和他并不在同一个中队也就不在同一个矿区。按劳改队的常规，这种人际关系原则上是禁止交往的，不过结案判处以后，偶尔有点接触只要双方不出问题好像也无大碍。那天恰好我与这个老熟人都上夜班，同一个班次的人进入矿井以后，在到达各自矿区之前必共同行进在主巷道上。在黑灯瞎火之中，只看见每个人头上的矿灯在闪亮，如果人的脑袋能变成屁股，将这群人比喻成萤火虫到是维妙维俏。这时有一只自作聪明的“萤火虫”在黑幕的掩护下，竟然飞向了另一只“萤火虫”身旁说悄悄话，这另一只“萤火虫”便是我那位老熟人，自作聪明的贬义词当然只有由我来承受。当晚的学习会上，斗争的矛头就对准我这个刚刚投入劳改的新犯，才到煤矿不到一周我就成了众矢之的，这可说是不祥之兆。幸好我们交谈的内容，只涉及我们共同的几位熟人的命运，与大是大非没什么关系。但这件事的性质，就象中华民国时代的寡妇偷了男人一样，被认为失了节，名声已败。这恰似当晚批斗我时，一位劳改积极份子指着我的鼻子所说的那样：“你的反改造面目已暴露无遗。”
开完批斗会接着上班，在主巷道行进途中，突然有一只勇敢的“萤火虫”“飞”到我耳边说：“你注意我的姿势。”我立即侧脸看他，原来他在我耳边说话的时候，正用一只手端着他的矿工帽，帽子和脑袋已经分离，别人远远看去，只见他帽子上的矿灯直端端射向正前方，丝毫看不出远离矿工帽的脑袋在交头接耳。如果走在我左侧的他，把矿工帽再向右移二十公分，别人甚至看不出我们是捱着肩膀行进着。最后这位勇敢的犯兄告诉我，人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首先学会的应该是自我保护，其次才是劳动技能。这位犯兄的雪中送炭，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没两天，矿井里出了个不小的事故，据说是有人割断了输电用的电缆。这在井下显然是个重大事故。按当年的思维习惯和侦破方式，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入手，嫌疑犯首先从原犯案情与政治有关的“犯类”（当然不能称为政治犯，因为我国没有政治犯）中寻找。对各式反革命和反改造份子，逐一问话寻找蛛丝马迹，对我这个既是反革命又是反改造的问话更为“耐心细致”，只是还没来得及取得成果，一个更大的事故发生了，全矿上下，从监管狱吏到犯人，全都晕头转向。
这件事便是井下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瓦斯爆炸，当场死亡九十九人，从矿井里运出这九十九具尸体在礼堂的地上横七竖八的陈列着，其景象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据说若干年前矿井里也几度发生类似事件，死过数量不等的几批犯人，掩埋前也是横陈在这礼堂的地上，结果有些尸体被老鼠吃掉了鼻子耳朵，虽然对死人来说，面貌的丑俊已无多大意义，但“物伤其类”可能在活着的犯人中产生的不良影响，犯了专做表面文章的当局之大忌，似乎引起了某些监管狱吏的注意。当晚便派了一个犯人在礼堂里巡视以吓唬老鼠，临近午夜，这守夜犯人可能打了一个盹，睁眼一看，忽然发现死人堆里竟有一个“死人”站了起来并向他走来，这守夜犯人大叫一声：“有鬼哟！”飞也似的跑往犯人宿舍中间的地坝里手舞足蹈地狂叫，直到把他自己叫成了一个疯子。
九十多具尸体中确有一具占百分之零点九几的“假死”者，他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的同时又制造出了一个疯子，没过几天这个疯子在出工的途中又从悬崖上摔下当场死去，有人说这是前世冤孽所致，甲命中注定要替乙死，甲就得死，乙就得活，这可能是一种“劳改宿命论”的说法，我当然不会相信这类无稽之谈。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挖煤工是死了没有埋的人，频繁的死人事故，造成了在井下劳动的犯人特别怕死则是事实，我就是怕死者之一。
这桩突发事件对我刺激很大，我不再认为吃得好一些就是好事，世界上似乎只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才是硬道理。
不久我这个自我标榜的劳改幸运儿，被幸运地调往边远山区的一座劳改农场，虽然这里生活艰苦，但是我却自我安慰道：
在这里，只要天上不掉下殒石砸中我的脑袋，那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