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被牛肉胀死
大约是1973年，队上要装一台电动机，派犯人石匠抬来一块石头，用作电动机的底座。底座上要打四个对称的炮眼，以便和电动机通过螺栓固定在一起。这四个炮眼除相距位置必须精确以外，炮眼也必须绝对垂直，如果歪斜了，螺栓便会歪斜，电动机就套不上去，这个技术要求可能比补塑料薄膜更复杂，当然又是懂技术还修过铁路的本犯作为最佳人选。
这四个只能垂直不能歪斜的炮眼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改恶从善”的机会，狱吏分配给你这样的机会你能不接受吗，你敢不接受吗？况且掌炮钎是病号都可以干的轻活，如果这个病号能保证这四个炮眼不歪不斜的话。
估计最后一个炮眼再需一小时便可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二锤的铁头从锤把上滑脱，不偏不倚正砸在我右脚的大姆指上，我就像个傻瓜一样忍受着剧痛，坚持完成了这个炮眼，这时我的脚已肿成一块大面包，在医院里医生说：“粉碎性骨折。”
虽然脚出了毛病，手还可以劳动嘛，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的狱吏便派我到大队部去学编蓑衣（一种用棕编成的防雨工具），这个活可以坐着干，我便开始坐着劳改，我刚学会不久，原料棕片又用完了。这时我已可以不用腋下的两根双拐帮助走路，也就是说，我这个跛子除了没法走着劳改以外，站着劳改也力所能及了。如前所叙，我修过铁路，在开田改土劳动中早已展示过我打二锤的才华，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便派我去学打铁，在这个铁工房度过了我劳改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年时光。我一度认为，我实实在在是一块当铁匠的料，如果我平反后能当上一个正儿八经的铁匠的话，就绝对不会堕落到如今，以排列令书刊检察官不快的文章来消磨我风烛残年的地步……。这些是美食家不爱听的话，我还是谈吃才是正经事。
首先，铁匠的粮食标准是四十五斤，这劳改犯顶级定量标准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其次炉火熊熊是全世界铁匠作坊的共同特点，而我们这个铁匠作坊在炉火上还放了一个大型锑锅，其用途不言自明；更其次铁匠炉上的三个劳改犯全是清一色的反革命犯，在劳改队和反革命打交道比和一般刑事犯打交道省力得多，三个情投意合的反革命简直像个“党小组”，不过它是一个专门偷东西吃的“党小组”。我的师傅和师兄都是农民出身，我甚至认为，经过“自然灾害”三年“培训”的农民，几乎无一不是偷生产成品的全能冠军，他们锁定目标准确，出手麻利，而巧妙的掩盖犯罪现场的本领更令我五体投地。不论蔬菜还是水果，在狱吏及其家属们尝鲜之前，铁匠炉里的三个反革命早已吃腻了。比方说像电灯泡那样大的南瓜，像甜辣椒那样大的茄子，这类稀世珍品，这些接近美食家想象力极限的美食，除了慈禧太后和打铁的劳改犯，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品尝过。
有一次我们中队的一头大水牛在山崖里摔死了，因为体积太大，山路崎岖难行，只好就地分割后运回，队上挑选了一些犯人去执行这个任务，其中也有我的铁匠师兄，临行前他对着我挤挤眼睛微微一笑，我对这个地下工作者联络暗号似的动作的解读是，“准备饱餐一顿牛肉吧！”
完全没想到的是师兄竟会用一个破麻袋装了二十多斤回来，另一个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师傅竟然不吃牛肉。我这位外号人称韩麻子的师傅十分可爱，不是他脸上的大麻子可爱，而是他的性格可爱。有一天，不知哪位狱吏家的一头企图自杀的胖猫跑到铁匠作坊里来了，我师傅像敲打铁块一样用手锤在它的头上敲了一下，帮助这头胖猫实现了它的自杀愿望。后来那锅猫肉我师傅吃得津津有味，我无论如何却吃不进去，但按劳改队的“犯俗”，凡这类带有风险性的食物，你参与吃了就表明你愿意入伙分担一份风险，否则一旦东窗事发，没吃的人很容易被怀疑为告密者，往后会有许多坡坡坎坎令你慢慢攀爬，因此我不得不动几下筷子。怎么一个连猫肉都能吃的人会不吃牛肉？“牛的命太苦了。”他说，音调里透出一份凄婉。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牛肉搁久了会臭。我和师兄一天三顿，顿顿都胀牛肉，包谷粑只有拿去送人，一连吃了几天，吃得发呕，吃得连屙屎都变成酱油色。我们吃它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饱肚子，只仅仅是为了销赃。
不曾被猪肉胀死
离开铁工房以后，我回到上通木溪分队继续当水稻班班长，班上共有十五个犯人，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金柱的重庆藉小伙子，记不起那天派什么公差，反正他到场部去了一趟，回来后悄悄对我说，他在农场医院背后，看见几个武警看守兵，抬着一头死猪到埋死犯人的坟地去埋，又补充说：“还是头百多斤的大猪。”并直接建议：“找几个人把它刨出来吃个够。”这是一个多么大胆又多么迷人的建议，劳改犯吃点什么死牛死羊死猪三、五年也能碰到一次，几个人伙同吃一头肥猪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但这毕竟是一个严重的违纪事件，除了有喂牛犯人的配合，住在大寝室的犯人是不可能运一条猪回来，也不可能当众把它煮熟，更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吃下去。我向黄金柱问清了埋死猪的方位，准备为自己缺乏脂肪的肚皮冒一次险。
我在前面那段介绍闭一只眼菜系的文字里，曾经写到过牛棚这样一个远离队部的存在，也谈到喂牛犯人和水稻班的关系。我找到一个“质量可靠”的喂牛犯人，向他说了“千载难逢的大喜事”，他十分高兴，表示愿意协同配合，我便将死猪所埋的位置和地形特征详细转述。因为埋的地点在人来人往的一条石板路旁边，刨死猪也就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进行，他立即出发到“猪坟”去熟悉地形，以免出现黑灯瞎火中刨出一个死人的恐怖。
我说过“经过‘自然灾害’‘培训’的农民，个个都是偷东西吃的全能冠军”这句话，劳改队里的喂牛犯人基本上全是农民出身，更何况其中许多人犯的就是盗窃罪，半夜里去刨一条死猪简直是一碟小菜。第二天刚刚起床，喂牛犯人趁到厨房领早饭的机会悄悄对我说：“弄巴适了，中午来一下，”“巴适”是四川方言，意思是弄好了。
此前我们班上的几个得力骨干早已卜得知死猪及有关细节，但劳改队的人际关系也同样是盘根错节，极为复杂。如果只让班上几个“主心骨”吃肉，万一走漏风声，必然引起没吃到肉的人的忌恨甚至报复，跑到干部面前咕哝几句，既可以出口闷气，又可以在靠拢政府方面得分的双赢好事肯定有人会干。为了杜绝后患，我决定让全班人共同享受这头死猪，除一个人以外。
这个人就是前文提到过吃青蛙蛋后狂泻数日的犯兄，因为他是一条虫，虫是我所在的劳改农场对一种类型犯人的贬称，虫只是简称，全称是屁眼虫，是那些专门打小报告者的共同外号。这条“虫”食量特大，叫他参与吃肉他肯定会感激涕零，吃完了他也肯定会到干部身前去深刻检讨，并检举所有在场者以争取立功赎罪，我们不愿意添这些麻烦。
本劳改班长的一份绝密性质的“红头子文件”，已通过得力骨干们的口头传达到将参与吃肉者的耳中。当时的农事季节正是栽秧子的前几天，犁田耙田给秧田施肥十分忙碌，我把中午将参与吃肉的人都安排在牛棚附近的田块上劳动，唯独把“虫”安排去犁山下距队部最远的一片田块，按劳动定额他最少也得犁五天，以防多疑的他干扰我们的食欲。
动手吃肉之前，本劳改班长出口成章宣布了三大纪律：1、只准胀，一片肉也不准带回队里；2、吃过肉的人一律不准走近喂猪房（万一吃的是一头瘟猪，传染到本队的猪圈里，后果怎堪设想？）；3、万一拉肚子，拉死了也不准请病假。
那一大锅肥瘦兼搭香味扑鼻的猪肉，还有围坐在地上对这锅肉“群起而攻之”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在场的绝大部份人都是十多年来，第一次没按定量标准随心所欲的挑肥选瘦。我担心肉吃多了会发腻，还特地揣了两枚生大蒜（已回忆不起其来历）以作增加食欲的调剂物，最后胀到看见肥肉头都发昏的时候，才中止了这场序幕。
这以后还过了几天以肉当饭的日子，其中细节因事隔三十年已回忆不起，但最后一顿的情况却历历在目。
因为凉山地区到栽秧季节时，气候已逐渐转暖，喂牛犯人紧急通报说，肉不能再搁了。我便通过得力骨干向下传达了“最新指示”：明天中午在老林边上某某山沟处吃最后一顿肉。第二天清早，我安排“虫”继续犁他没犁完的田，其余全班人马每人捡一百斤牛粪用作包秧肥料，捡牛粪也就是漫山遍野四处游荡的劳动，圈内各犯心知肚明不在话下。
连续几天的死吃滥胀，我的胃口已不如以往，但还是舍不得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到达某山沟后，两位得力骨干早已用他们带来的两个大洗脸盆组装成两套锅灶，全体犯人喜形于色，捡柴的捡柴烧火的烧火，劳动态度端正到十二万分。不过半个多小时，众犯用小树枝折成的筷子，夹起大小不一的肉块挥洒自如，但无论如何也吃不完。锅面上浮着的猪油估计厚度在两公分以上，谁都不忍心说出把它扔掉的话，有人委婉的要求是不是带些回去，班长斩钉截铁：“不准！”并令两名得力骨干把剩下的汤汤水水骨头肉块全部端入树林倒掉。
我们准备分散下山，以免引起怀疑，这时班长突然发现一个陈姓犯人在他那装牛粪的撮箕一侧，竟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斤多冒着热气的化猪油。班长叫他拿过来，只见那班长接过猪油口袋，顺势扬手，扔进了10米以外的树林，随口一句十足的劳改句型：“老子吃挂面还想搁点猪油嘞！”
众所周知，这个可恶的班长正是鄙人。
众所周知，这就是劳改队的生存方式。
2002年3月24日于成都
7月16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