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第29个“清明”：难属张先玲祭爱子（张先玲提供）
妇幼论坛节目曾于今年3月29日播出了“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六四30周年暨专访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民晏先生致信自由亚洲电台，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每年的六四又要到了，心中充满着感慨，无比沉重。由于胆小，怕招惹是非，不敢与你们及遇难家属联系，如今也有些年纪了，不想把沉痛的记忆带走。1989年6月3日深夜，我亲历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的爱子王楠的遇害（后来得知），我应是唯一的一个见证者，我很想把我所见与张先玲大姐说说，以解我多年的郁闷。”
让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推回到30年前的8964…当时37岁的北京市民晏先生也参加了天安门民主运动，支持学生反对腐败和官倒的诉求。六四3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现年67岁的晏先生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到他30年前亲眼目睹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中弹遇难的情况。
记者：您当年参加了六四运动，而且亲眼目睹张先玲女士的儿子王楠遇难，请您谈谈当时您看到的情况。您当时做什么工作？
晏先生：我就在一家工厂做工。6月3号晚上吃完饭，我就骑车出门了，从西单一直往天安门广场走，后来我把自行车放在南长街南口。我当时想得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怕六四也会重复四五天安门事件，所以不到夜里12点我就从天安门广场出来了，我怕真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当时广场非常乱。
记者：当时到底有多乱？
晏先生：就是来来回回过军车、过坦克和装甲车，市民就往坦克车和装甲车上砍石头，还设路障，把马路中间的隔离带给横过来，要挡住坦克。我本想隔离带是钢的，应该很结实，但是坦克轧过去跟玩儿似的。
当时市民还把一辆坦克车给点着了，我亲眼看到市民把衣服点着扔到坦克车顶上，后来坦克车没走多远就停下来，因为太热。市民还把坦克车的驾驶员抬到广场上，学生们心肠很好，保护着驾驶员。
我夜里12点多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当时广场上就是帐篷和学生，天安门观礼台有好多围观的群众，还有乘凉的，我在南长街南口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当时夜里12点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还没有什么冲突，但听到从六部口西单那个方向传来的枪声。
当时非常乱，不断过零散的坦克车。我一直在南长街南口那个地方呆着，大概不到夜里一点时，在南长街南口我下了马路牙子往西看，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当兵的，像是从天而降、荷枪实弹，仔细看就感觉恐怖，士兵就像敢死队一样，非常整齐地从西往东走。因为长安街马路很宽，一排士兵拿着枪，一边走一边开枪，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解放军，就是从西往东推进。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枪声，就像过节北京放的一种炮竹叫闪光雷，很响很亮。这些士兵向前方10米到20米的地上打枪，一边打一边走，打到地上就是一个火球，这是我所看到的。这些解放军我觉得不是从西单那个方向过来的，我怀疑是不是从中南海新华门出来的，我没有考察过，但当时我感觉他们行动很快，这时大概是夜里一点。
因为我当时呆的地方人不多，我就看到有两个解放军，就像实战，非常训练有素，猫着腰，从我后面两三米的地方非常近地路过我，下了马路牙子。在这之前我看见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孩子推着自行车，也下了马路牙子。因为一见解放军开枪，当时人们都往南长街的胡同里跑，便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这时候我就看见那两个带头盔的孩子，也下了马路牙子，一个孩子拿着照相机，从东往西照相，他们是站在马路边上，就在他们照相那功夫，我就看见从后面过去的那两个解放军半猫着腰、端着枪，就奔着那两个孩子去了，当时我看到从西边过来的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太近了，接着看到那两个解放军在马路上，端着枪往后退，看起来非常专业，退着跑，枪口冲前。因为解放军已经离得太近，我就冲两个孩子喊赶紧跑，我也朝胡同里跑。
我当时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在拖另一个孩子，拖得很费力，事后我想他们肯定发生了意外，这是我看到的。最后媒体说，王楠在那个地方遇难，其中有一个孩子可能就是王楠，这是肯定的。
我跑到南长街胡同里后，从东边广场上就有好多市民、包括搞对象的，都吓得哆哆嗦嗦地在跑，这时广场上也开始有动作了，大家都开始往南长街南口的胡同里跑。我跑了大约200米，长安街的路就封上了，出不去也进不来。当时一会儿就拉过一个伤员，北京市民蹬着三轮，还有好多救护车往长安街开，但长安街的路口已经被封。我看到市民蹬着三轮车从天安门方向往北拉伤员。有好多救护车就出不去了，解放军不让出去。
因为上长安街的路口都封死了，解放军又在开枪，市民就齐声喊土匪，回应的就是扫射的枪声，扫射一停市民就喊，市民也出不去，都在马路边上和树后面躲着。
这时长安街已经没人了，因为解放军是一边打枪一边往前走，一排好几十人，像推土机一样。
记者：如果路口封了，广场学生想跑都跑不出来是吗？
晏先生：对，那会儿要往西跑是跑不了了，因为大部队已经从西往东压过来了，解放军不是十几个、几十个人，而是成百上千，黑压压一片。整齐地从西往东向前推，一边开枪一边走。
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北大医院，府右街六部口也有一家医院，我还在那儿停下看了看，看到好多伤员，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我回到家后泪流满面，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被教育说共产党是大救星、解放军是最亲的亲人，怎么会这样呢，我真的想不通会开枪杀人。
每到六四我都会到天安门广场上走一圈、看一看，我就想起张先玲女士和失去孩子的母亲们，那种痛苦无以言表。
记者：您有没有和张先玲女士联系过？
晏先生：没有联系过，但我心里一直为张先玲女士难过。
那两个士兵肯定是一枪就把张先玲女士的儿子打死了。我回忆起来，肯定是王楠在照相，在照从西往东开过来的解放军一边打枪一边走的场景。这两个军人大概距离王楠有一两米的距离、超不过3米，对这两个孩子开枪，把照相的王楠给打死了。照相的，应该是王楠。然后解放军退着跑回队伍里去了。当时很乱，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孩子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王楠中弹，当时看旁边的王楠倒下去可能都蒙了，看到王楠躺在那儿就想拉他。
现在也都不知道另一个孩子是谁。张先玲女士也没说过，也没有人提过。
六四前学生和市民还在说，穿的厚一点，因为可能有橡皮子弹，别让橡皮子弹给打了，有毒瓦斯时弄上湿毛巾、捂着鼻子。大家都在议论这事，没想到结果就是开枪，真枪实弹。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六四难属、包括张先玲女士，他们一直要求平反六四，要真相、问责和赔偿，您对此怎么看？
晏先生：我觉得只要他们（共产党）还在执政，一点希望没有，除非他们洗心革面，但会吗？我们赶上这个时代没有办法。
我觉得1989年之前的政治空气真的挺好，当时80年代初出现党政分开，我们工厂的党委书记都下到车间，党委办公室都没有了。那时候整个社会政治清明、文学上有各种探讨，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到1989年一切嘎然而止。
人们都说，中国人胆小怕事，但当时89年学生运动时，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给学生送水送吃的，都是自发的。六四之前发生过好多感人的事情，市民都支持学生们所反对的走私、官倒，当时市民还勇敢地堵军车，真是可歌可泣。
我们这代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会开枪。可是经过8964知道会了，一下就镇压下去了。当时邓小平不是说了吗？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这话多狠呐！老百姓能奈何得了政府吗？老百姓手里只能拿个砖头砍出去，连个刀都没有。
六四后的第二天，一直到后来几个月，北京街上都是戴着头盔站岗的荷枪实弹的大兵，立交桥上也都是戒严的士兵，心里看着真不舒服。我也想，我连自己都左右不了，还能左右国家？只能上班养孩子，把孩子养大了，呼吸着雾霾、吃着有毒食品，大家都在苟且偷生没有办法。
作为六四的亲眼目睹者，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我都去王楠遇害的地方，在马路边上坐一会儿。每年六四，便衣警察、警察、警犬到处都是。现在是一年365天，进天安门广场都要安检。
记者：您对中国今后有什么希望、觉得中国应当朝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希望太渺茫，现在他们（共产党）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觉得对于皇上来说，我们是子民，其实连子民都算不上，就是长工。我们的主人给我们一点工钱，然后派狗腿子看着我们，给我们点吃的，我们给他们打工，所得到的微不足道、仅能活命。现在北京的房价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这根本不是人的价格，物价也老涨。
记者：您对习近平这些年执政怎么看？
晏先生：习近平与我年龄相仿，他比我小一岁，我就是一个工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习近平和我一样，我们俩的知识层次差不多。但他跟我想的可差远了，我做不了他做的事儿。假如我当上皇上，我不发愁钱、对物质也没要求了，因为什么都有了，我就会想做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习总为什么不想做点流芳千古的事儿呢？所以我对中国没希望。现在国内就是红色恐怖，现在他们（党）决定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说什么、想什么，都归他们管。
之后，我们又接通了张先玲女士的电话，她很感谢晏先生的勇气，讲出他的六四所见，并相信晏先生的话是准确的：
“你采访的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是对的。他说的南长街南口是对的，说两个小孩也可能对了。当时王楠到底跟谁去的，我也不清楚。您采访到的这位先生说他看见两个小孩，都带着头盔，军队开枪了，一个小孩拉着一个小孩跑，然后那个小孩转过身来照相被打倒了，那个小孩是王楠，这是肯定的了。而另外那个小孩我也不知道是谁，但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也有人说当时是两个小孩。但是即使这个孩子现在还在的话，他也不敢出来澄清，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你也知道，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他会连累他的家人。”
晏先生最后表示，他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问候82岁的张先玲大姐，盼望她好好活着，看到爱子王楠冤案昭雪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