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淮南这里朔风彤云、漫天雪舞，天气极寒。分布在街道上、各个单位里的高音喇叭唱完“东方红”以后，意外地播出了一种怪异音乐，有人说：“这是哀乐，可能出什么事了！”
是时国家对钢铁生产抓的很紧，我们淮南钢铁厂很吃香，建设项目上的很多。我被“借用”到供应科负责采购工作，领导已于前一天安排我带两辆“江淮”汽车到芜湖采购变压器。时下“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方兴未艾，每天早晨必须有20分钟的“政治学习”，我得“学习”完了才能出发。就在这时接到通知：周总理逝世了，治丧期间，非重要公差一概取消。
我是“重要公差”，于是带上采购款和两辆汽车，走了裕溪口，渡过滔滔长江，赶到芜湖。买了变压器，带去的一个起重工给我出主意：叫司机把货送回家，我们乘机玩玩。于是乎我交代好司机，带上这位工友沿大江而下，游了马鞍山，游了南京。那时候，马鞍山的采石矶、南京的紫金山落寞荒芜，游客极少，游玩凭吊，感觉殊异。
回到淮南，周恩来的哀悼期已经过去，没过多久就开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3月底文件下发到单位，又是天天“学习”。四月份，“天安门四·五反革命事件”发生，政治气氛愈发紧张。全市进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初的“第二号走资派”被称作“死不改悔的最大走资派”。街道上、各个单位里的高音喇叭唱完“东方红”便是对“四·五事件”、“死不改悔”的大声讨、大批判，一直批到晚上九点整，唱完“国际歌”，整座城市才能结束喧嚣。
5月30日，鼓吹“批林批孔”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发誓要把毛主席身边“最大的定时炸弹”挖出来的“反潮流勇士”李庆云被游街示众、执行枪决。同时被枪决的还有一个名叫陈培军的小孩子，因为1975年斗殴打死了人，犯事的时候只有17岁。邻县寿县却枪毙了一个知青，因为招工总是没有他，他神经错乱，把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扔到护城河里了。
7月6号，朱德逝世，三个星期以后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消息是封锁的，只是宣传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防震抗震已经取得伟大胜利”，要求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一部分唐山受伤人员分摊到淮南几家大医院，地震造成的惨烈死亡情况才逐渐透露出来。
我的老父亲私下里告诉我：天下本来是朱德的，被毛谋取了，所以朱死，大地都颤抖了。还说：以往说“朱毛”、“朱毛”，朱与毛是一体，没有“猪”焉能有毛？朱死，毛也不会长久了。
果然，9月9号这一天，毛也死了。“全国治丧”期间，淮南市的空气似乎都要凝固了。只许哭，不许笑，不许随便说话。单身宿舍那里有人唱“小寡妇上坟”，抓了；炼钢车间有个工人评谁哭的真谁哭的假，抓了；有男人因为喜得贵子照例给工友分发了红鸡蛋，抓了；有个女人把自己的红裤头晾在自家门口，也抓了……
是时也，“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的口号甚嚣尘上，老百姓已经“道路以目”。街道上的菜市场取缔了，到处盖的都是“防震棚”。淮南市委书记丁纪哲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赌咒发誓要与邓小平“血战到底”。与此之间，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丁纪哲又招开了一个数万人的“誓师”大会，他宣布：“宁可让全市人民喝三个月酱油汤，也要坚决堵死资本主义的路！”
从这时开始，乡下不许种菜，农民进城卖菜一旦被抓住全部没收、充公。城里人也不许买菜、吃菜，只许到公家的酱菜店里买咸菜、打酱油。我曾亲眼看着一个乡下小脚老太太卖鸡蛋被抓住。“民兵”夺她的鸡蛋，老太太死死抓住篮子不放手，那个狗杂种竟把一只脚插到篮子里，踩碎了所有的鸡蛋。
我的二女儿出世，我骑着自行车到乡下给爱人买鸡蛋、买鱼，遇到在路上设卡拦截的民兵，我蹬快车闯关，他们竟然开了枪。
到处挂着“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幅油画，到处又刷着“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据说，这都是最后的“最高指示”。这里的玄机，老百姓们谁也不晓得。
《总理遗嘱》在我这样的年轻人里面开始传抄，关于江青是什么东西的谣传也在社会上暗中散发。“四人帮”及时行动，开始部署全国各地“追查反革命谣言”，杀气腾腾，血腥气息令人窒息。
我的那位朋友马道忠从他妻子的嘴里听到关于江青的“谣言”，第二天向车间党支部做了检举。车间党支部“高度重视”，赶紧向厂党委汇报请示，赶紧筹备专案组。就在要对马道忠的妻子执行“隔离审查”的时候，人们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组织“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义凌然，做出了粉碎其阴谋的决定，已经将他们执行逮捕，“隔离审查”。
逮捕“四人帮”是10月6号的事，淮南这里一个星期以后才获得通知。突然间，全市组织了大游行，各个单位走上街头表示庆祝。这当然是按照“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执行的，绝不是丁纪哲自愿的。然而，人民却情不自禁地活跃起来、欢腾起来。终于，大家可以喘口气了。
20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