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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德语报刊如何看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十年前的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当时便引发全球媒体关注。德国之声从档案库中翻阅1978年底的德语区各大报刊,找到了不少对该会议的报道和评论。

1978年12月28日的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发评论:

令人惊讶的是,此次大会没有像苏联对待斯大林那样,就长年的停滞与困难去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而是从自身体制中去寻找原因:权力过于集中、过于中央集权、某些特殊机构脱离了党的控制。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今后将会有“更多民主”,恪守共产党的标准,保护人权、承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大力贯彻相关法规。

西柏林《每日镜报》在1978年12月30日也刊发评论指出:

中共统治的不同时期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并没有被简单归咎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就像苏联清算斯大林那样),而是归咎到整个体制的缺陷,即:中央集权、缺乏党内监督以及民主监督。

在稍早前的1978年10月31日,东德执政党机关报《新德国报》刊发评论,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党内的权力与路线之争:

客观起见,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高级干部获得平反,以及对“四人帮”的批判,都不会让中共重新成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现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各方都继承了毛泽东的阴暗面,也就是反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暂时在权斗中获得优势的是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邓小平,他本人就曾经历过两次清洗运动,因此很清楚应当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来对付他人。

我们要是以为这些政治人物都和华国峰没什么两样,未免就想得太简单了。根据这些中国领导人自己的发言去判断,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仅仅体现在政策的侧重点上--比如“四化建设”、中美关系进展等问题。愈演愈烈的人事纷争也有可能演变为“实质问题”之争。时间将会证明这一判断到底有多正确。今天已经能确证的是:中共当局在贯彻其“全面恢复国内秩序”、“维护团结稳定”之承诺时,已经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1978年12月10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则注意到中共权力中枢之外的路线之争:

11月中旬,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许多要求民主和人权、批判毛泽东的大字报,到了12月初又突然消失。11月10日起,中共中央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场工作会议,而正是邓小平将张贴大字报的一处地方命名为“民主墙”。这种突如其来的批判性声音很可能也要归因于领导层的宽容与鼓励。许多此前在党的最高层讨论过的东西,以“人民呼声”的形式被重复强调。而到了11月27日,在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邓小平则与那些大字报拉开了距离,他说,“有些言论不利于团结和稳定,也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

民主墙的重新沉寂,绝不意味着中国改革的步伐就此停止。尽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北京的民主墙大字报只是表象。毕竟,几张大字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9亿民众呢?真正重要的变革,无疑将来自于围绕毛泽东的理论之争,以及为毛时代政策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

这些措施当然并不能称得上“民主”,也尚不能称作“贯彻人权”。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赞叹的开端。新的领袖尽管宣布要“更民主”,但是真正的决定权则依然捏在他们手里。

1978年12月21日的《世界报》(当时在西德首都波恩出版)摘译了两篇民主墙的大字报:

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英明”领袖华国峰主席、以及大家认为“更英明”的副主席邓小平许诺我们民主和繁荣。四人帮倒台时,人民迫不及待地企盼邓小平的复出,他曾经说会“再次引入资本主义”。他复出了,人民对他有很大期待。可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一压迫性的体制下,什么也没改变。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野心家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我们想要的是人民生活的现代化以及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幸福的生活。在民主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不要相信暴君所说的团结和稳定,那些话只会让我们坠入苦难。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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