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建先生总算顺利完成在“大馆”的文学讲座，但愿他在香港余下的行程顺顺利利，未来不会被秋后算账。
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香港变了！本来，香港是个开放多元社会，各种各样的讨论都容得下，可以自由进行。从马建先生的演讲及参加者的回应看，活动就像任何文学、学术研讨会那样，认真讨论文字、文学作品及它们的社会意义，没有提出什么政治诉求，没有促进任何人包括作者的政治利益。要不是“大馆”忽然一度以“政治理由”拒绝提供场地，马建先生的文学讲座就像大学很多学术文化研讨会那样，没有引起什么哄动就过去了，不会有什么争论。
可是，香港真的变了。有形无形的政治审查开始悬在正常、普通不过的文化学术讨论头上，主办者、提供场地的人开始要用政治有色眼镜过滤相关活动。“大馆”的主事人就因为这个新常态而方寸大乱，作出了一个不合情理、匪夷所思的决定，跟主办马建讲座的国际文学节方面说不能借出场地，要他们在活动举行前一天四处奔走另觅场地。其他商业机构眼见备受马会、特区政府加持的“大馆”也临时叫停活动，自然不敢接手。差一点点，讲座就告吹，教马建先生有口难言。
拒绝借场决定后的几小时发生什么事情，有谁发功令“大馆”主事人改变主意愿意再借出场地到现时谁也没说清楚。大力支持“大馆”发展的特首林郑月娥则说政府没有介入，只强调高兴事件“圆满解决”！
马凯被秋后算账 后遗症涌现
林郑月娥的说法实在荒谬。今次文学讲座几乎夭折事件根本不是圆满解决，甚至没有解决，因为事件的核心是政治审查学术文化活动。“大馆”主事人以此一度否决举行讲座已充份说明这样的歪风快速渗入社会各阶层及不同面向，甚至成为新常态。未来任何团体办任何活动或讲座都大有可能面对像马建先生的困境及威胁，随时找不到地方可以自由跟读者及其他作家交流。这怎么算圆满解决！
“大馆”方面的做法虽然可鄙可恶，却不能全怪罪这个机构及它的主事人。对他们来说，让马建讲“中国梦”有可能开罪林郑月娥的领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令人以为“大馆”助长、推广批评、讪笑领导人的活动。接着很快可能有爱字辈团体到“大馆”抗议，还有建制派议员政团追究责任，要“大馆”交代为何要办这样的活动。那位极度恋栈权力、想卷土重来的梁振英同样可能大兴问罪之师，来个小事化大。到时候“大馆”就会身陷政治争议，主事人“一身蚁”之余还可能被取消工作签证，甚至可能连入境香港旅游也有问题。
试想想，《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先生（Victor Mallet）只不过在FCC主持了一场午餐演说，让民族党的陈浩天说了点话就被列入特区政府的黑名单，先被拒在香港工作，再被拒入境香港旅游。有这样的先例，“大馆”的主事人怎敢造次，怎能不以自保为先，对讲座来个政治审查，再自我设限呢？
认真想一想就能明白，马建先生的文学讲座差点夭折根本是马凯先生因港独午餐演说被秋后算账的后遗症。所有办午餐演讲、研讨会、文化交流的团体自此之后都要想清楚，自己办的活动会不会触犯了北京、特区政府任意设定的政治红线，会不会逾越长官们定下的言论禁区，以免因此惹麻烦及被秋后算账。
当越来越多人包括在香港工作的外国人有这样忧虑，担心主办活动、讲座的政治后果时，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学术自由空间肯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自我设限；敢言的作者、讲者固然不敢来或来不了，专业作家、艺术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同样随时来不了、说不了话。这样的香港还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吗？林郑月娥的所谓“圆满解决”不是谎言空话吗？
香港变质 中国梦成政治红线
马建先生的女儿劝他说，香港很危险，不要去。现在看来，他女儿的话不算夸张。马建先生今次的演讲不过谈一下“中国梦”，活动就一波三折，几乎找不到场地。假如他下次来多说一点政治，讲座肯定办不成，也不能保证内地“强力部门”会不会出动抓人。在北京当权者眼里，“中国梦”不是谁都可以说的，只有习近平才有资格说，其他人说了随时变成政治问题。这样的香港还有什么言论、表达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