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安倍晋三首相作为日本领导人，7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给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恶化打上了终止符。日中就合作建设第三国基础设施、中国旅客访日签证放宽等多项议题达成一致，日本媒体亦以“日中新时代”的提法对安倍的访华成果进行了报道。
但是，中日此次所达成的一致并未涉及导致两国对立的棘手问题，包括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主权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甚至有观点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两国事实上进行了搁置处理，才使得此次会谈成为可能。
对于日本高层强加的“中日新时代”的说法，中国国内依然有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中国《环球时报》对今后中日关系的表达使用了战争时期日本使用过的“共存共荣”的说法，这引起了很多批评；对北京天安门悬挂日本国旗，似乎也有民众表达不满。
与此同时，日本一方认为中日关系有了全面改善的也很少。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安倍首相访华的新闻时，画面除了两国领导人握手的镜头，还有2012年爆发的反日游行的情景。《朝日新闻》也介绍称，“日本政府人士的‘日中新时代’不过是个口号。真正的和解需要粒粒皆辛苦的努力”。
针对此次安倍访华，来自中国的评论就有“一旦破碎的镜子就算修补了，裂痕也不能完全消除”的说法，说的正是这十多年来受伤的国民感情和相互信赖，靠领导人一两次的访问、豪华宴会和投资协定等是无法修复的。
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被称作“精日”（即“精神日本人”）的那部分中国人，会是一个标志。
“精神日本人”一词在媒体上引起较大关注，是今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首次回应指，他们是“中国人的败类”。王毅谈及此词，是因为在抗战遗址穿日军军装拍摄纪念照片的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历史情感。
日本媒体也囫囵吞枣地照搬了中国政府的这个解释，称“精日”人士就是盲目热爱日本、对中国政府采取反对行为的人。
但是，笔者从中国网络或从包括“精日”人士在内的中国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显示，“精日”人士绝非王毅所称的“中国人的败类”或“卖国贼”。
“精日”人士的准确定义应该是“对日本的眷恋或归属感超过对祖国中国的人”，用通俗一点的话说是，“太喜欢日本的中国人”。
“精日”人士是有一定特征的：他们较多是在相对富裕、与外国接触多的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长大，从小接触到日本的动漫、游戏、日剧等文化的80后和90后。
同时，他们接受过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是对日本有强烈的反感，但通过来日本旅游等，了解了真实的日本，对日本的看法经历了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过程。
可以说，“精日”人士是对“抗日神剧”等“仇日教育”有“免疫力”、能客观观察两国关系的人。
对所谓的自称“精日”的中国人（包括前中国人）的采访结果表明，他们也反对穿着日本军服在抗战遗址拍照的挑衅性的行为。他们中间也有“军服控”，拍摄有关照片在私人空间作为个人爱好来玩，但是他们反对挑衅大众和政府的行为。而他们的“精日”是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对日本的亲近感与归属感。
“精日”人士中还有对日本有强烈归属感的人。居住于上海的一名80后女性说：“我精神上的祖国早已是日本了。”他们是被称为“铁杆精日”的人，但是真的有必要批评这样的人吗？谁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对这样的人，就让他们去好了（Let him/her go），即允许他们去日本生活、将来有朝一日作为日本人生活下去的人生之路，而没有必要去批判他们。比如在唐代，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非常有魅力，作为遣唐使，西渡大唐后选择在中国生活下去的日本人也很多。当时有日本人批判他们为“精唐”人士吗？问题在于，为何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受不到是祖国？中国也应该反思，自己的社会是不是有各种问题。
对日本的归属感不像“铁杆精日”那样强烈的中国人，我想称他们为“温和精日”人士。我遇到过自称“对我来说日本是我的第二祖国”的人，而他们恰恰正是对促进中日相互理解最应该发挥作用的人。以各种理由阻碍他们对日本的关心和喜好是不应该的。
可以说，中国政府和媒体对“精日”一词是否继续进行污名化，是他们是否能正视战后实现了民主自由的日本的试金石。我一位中国朋友说：“官媒突然怒怼精日彰显自信不足。”他认为，“谁不希望自己是文明礼貌素质高而又讲求生活品质的人呢”，并向我介绍了一位中国年轻人的话。
这位年轻人说：“我爱中国也爱日本，这不是选择题，两者并不对立。”她批判政府污名化这个词，从而让那些喜欢日本的人不敢公开表达。她说：“我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导者拿出勇气和自信面对世界，选择文明与进步。”
当然，中国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也很多。让我们抛弃偏见，相互学习，走近真正的“中日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