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夫兆勋，别名兆元。满族，北京市西郊门头村人，1910年出生于海淀区六郎庄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舒大夫民国17年中学毕业后，受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姑父齐麟阁的资助，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班。民国21年毕业后，又考入该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民国27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时值“八一三”事变，社会动荡，许多医院关门。尽管此时的舒大夫已有了医学博士的学衔，但多方奔走数月，仍然无人录用。校长胡文跃对他的才华十分赏识，在他走投无路时，私人出面介绍他到张家口崇礼县西湾村的教堂诊疗所当医生。民国27年夏，他告别了大城市，开始了乡村医生的生涯。
西湾子教堂的诊疗所，设备简陋，药品缺乏，只有两个护士在工作。舒大夫来到这个诊疗所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千方百计委托同学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买药，或者自己动手用动物油脂代替凡士林油膏来配制外用消炎药。对来找他看病的人，他总是给予细致的诊断和耐心的讲解；对于那些难产、摔伤、昏迷、无法行动的危重病人，他不论雨雪风霜，不分白天黑夜，总是骑着马只身出诊；对于慢性病患者，他经常抽空赶到家中观察记录病情的变化和用药的效果；对遇到的疑难病症，他也要通过反复查书或写信向老师请教而最终确诊并给予治疗。
在一次出诊途中，听说附近山沟里有一位以烧瓦盆为生的老人，天天都犯头疼病，痛苦不堪又无钱医治。舒大夫连家也没有回，立即转道前去探视。检查后发现老人患的是脑囊虫病。这种病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无法医治的。但舒大夫反复摸索，大胆尝试，三天两头送药进山，最后竟使这位老人奇迹般地痊愈。此事很快传开，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一次，一位烟鬼来西湾子诊所找舒院长看病。那位烟鬼身患结核病，身体孱弱无力，危在旦夕。舒大夫欲留下住院，然后给予输液治疗。但那位烟鬼无钱住院，执意要离去。舒大夫深知放他离去凶多吉少，于是强行留他住院，并马上吩咐护士去他家取一百块现大洋来，用于这位烟鬼的治疗。
那时，舒大夫虽然每月有三百块现洋的收入，但除了自己家人的吃穿用度之外，都花在了患者身上，常常入不敷出。那天夫人虽然心中有些不快，但还是默默地将现洋用麻纸卷好，交给护士带回。
还有一次，一个小女孩父亲病危，她急匆匆地来到西湾子诊所，径直推开了舒大夫办公室的门。舒大夫问明情况，立即拎着药箱及听诊器出了门。那天，舒大夫尾随那位小姑娘，爬坡上梁，步行很长时间才赶到了病人家。
那天，那位女孩的父亲已经高烧晕厥半日了。舒大夫一针安乃近注射液下去，病人须臾就挣开了眼。病人家徒四壁，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舒院长不但分文未取，还留下一些口服药，再三叮嘱后离去。此后，舒大夫又数日登门探视，直至病人康复。
舒大夫在西湾子行医整整七年，为当地四千多户人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看过病，病人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贫苦的农民。为了早日解除病人的痛苦，他不但经常免费诊断，而且慷慨解囊为病人代买药品。有的病人述说，自己病倒后全家人衣食没有着落。他一听说，就立刻写条，从个人薪金里支取一些钱交给病人带走。由于对病人充满赤诚的爱，他在当地有口皆碑。不但儿童、乞丐都认识他，就连盲人也都熟悉他的声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法、比、荷等国相继对日宣战，日寇为了独占内蒙古的利益，1943年把绥远地区所有的外国人全部拘押到山东潍县。原来由外国人管理的归绥公教医院，改由中国神甫王学明代理院长，医生中也只剩下震旦医学博士王聘臣和袁锡康二位。公教医院因缺少医生，几乎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王、袁二人向院长推荐，写信邀请同学舒兆勋前来共事。舒大夫因无法割舍当地乡亲，婉言谢绝。后来王聘臣亲赴西湾子邀请舒大夫，言辞恳切，舒大夫才答应先来试试。
1945年4月，舒大夫来到归绥“公教医院”任职，被聘为内科、外科、儿科的主治医师，并兼任该医院护士学校教员。
初到归绥时，仍有西湾子乡亲远赴归绥找舒大夫看病。有些穷苦农民无钱住院，舒大夫就接到自己家中吃住。家里常年病人不断，药费也常常垫支。由于舒大夫的忘我无私，他在归绥地区名声鹊起，上门求医者日益增多。
1951年11月24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公教医院，改名为“归绥市立人民医院”。舒大夫被任命为该院的内科主任及医务主任。1957年始任市立人民医院副院长。
在呼市地区的老工人中，他的事迹至今仍为人传颂。解放前夕，三轮车工人李洪魁得了肺结核，不能出车。家里六口人只靠妻子给别人纳鞋底为生，根本无钱求医问药。一次，为了换回几斤莜面，李洪魁带病出车，晚上回来就口吐鲜血，人事不省。工友们一合计，拉上李洪魁敲开了舒大夫的家门。听了工友们的介绍和李洪魁妻子的哭诉，舒大夫安慰大家：“你们放心，穷日子我过过，李洪魁的事我负责到底。”说完，便拿了些钱交给李的妻子，用来安排孩子们的生活。接着又去恳求院长，减免了李洪魁的大部分医疗费。李洪魁住院四个多月，经过舒大夫精心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这位老工人1983年去世，生前每当谈到这件事，总要说：“要不是碰上舒大夫，我这条命早就完了。”
老工人李瑞林，做了肺切除手术。在他住院期间，不到两周岁的女儿又得了急性肺炎。老李的妻子除了要照顾两个病人外，身边还带着一个刚满月的儿子。该怎么办才好？她一时没了主意。经工友们介绍，找到舒大夫。舒大夫检查了病孩，发现孩子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生死攸关。他决定立刻收病孩住院。当他了解到做母亲的所面临的处境时，设法腾空一间病房，收住患肺炎的女孩，同时在房内增加一张大床，供老李的妻子带着吃奶的孩子陪床时使用。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护理，李瑞林的女儿病好了、刚出生的儿子也吃胖了。李瑞林出院时，经舒大夫联系又减免了医疗费用。一家人摆脱了生离死别的境地，重新得以团聚，李氏夫妇一时声泪俱下。
一次，一个青年农民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兵，挥动菜刀砍断了自己的右手食指。东躲西藏几天之后，伤口感染化脓，右臂肿胀。他找到舒大夫悄悄述说了事情的原委，舒大夫二话没说，立即给他办好了住院手续，并开出了这样的诊断书：“因铡草不慎，造成右手食指断离，终生残废。”住院30天，这位农民不但治好了伤口，而且还躲过了这场兵灾。临出院时，他满含热泪说：“舒大夫，您救的不光是我一个，救的是我妻儿老母一家人！”
工人老杨的儿子杨中林身患肺结核又转为积水性胸膜炎，一连数日昏迷不醒，高烧近42度。主治大夫认为已经没希望了，拒绝接收住院。老杨夫妇找到舒大夫，求他救救孩子。舒大夫认真检查了病情，发现情况确实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带着老杨夫妇找院长说情，院长满脸不悦，认为他多此一举。因为收下这样的病人，一旦治不好就会影响医院的声誉。而舒大夫坚持要一试，他向院长表示，自己负责给孩子治病，能否治好，责任完全由自己承担。院长看他言辞恳切，终于同意了。杨中林住院两、三个月，他的诊断、用药、抽积水等工作均由舒大夫亲自动手。在他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杨的儿子终于摆脱了险境。
1952年，回族青年吴喜根因肺痨被送进医院。他患肺病多年，因无钱医治，致使这次发病时口吐鲜血，情况已非常危急。经舒大夫精心救治，吴喜根终于康复。就在吴喜根出院不久，医疗费尚未结清时，他的妻子又因难产大出血入院。此时这对年轻人已经一贫如洗，家庭生活陷于困顿。舒大夫立即安排她住院，并替他俩垫付了医疗费用，终至挽救了她的生命。
还有一次，舒大夫在查房时发现一位产妇无人护理。经过仔细询问，得知这是一位军人的妻子，丈夫因战事紧张无法赶回，她在归绥无亲无靠，只身一人。出院时他让爱人将她接回自己家中。同时，还给她的爱人写信，报告“母子平安”。一个月后，他的丈夫赶来接妻子时，握着舒大夫的手，无法言语。
1952年春节前后，呼和浩特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市府派驻出市立医院的“三反”领导小组成员秦政庭，一天夜上查账回来，突然感觉肚子剧疼，大夫不敢确诊，在半夜里打电话找到舒大夫。十多分钟后，舒赶到急诊室，很快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按医院的规定，病人术前一定要有亲属签字，而秦的亲属都在郊区，根本无法通知他们。舒大夫毫不犹豫，立即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又亲自上手术台为他做了阑尾切除。有人对舒大夫说：“你的胆子可真大，我们都在为你担心。一旦出了意外，你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舒大夫坦然一笑“我只想到病人不能耽误，至于别的，我没想。”
1953年，呼市地区猩红热病流行。一天，王大夫和续大夫接收了一位患猩红热的回族患者。入院几天后，因病情恶化，很快死去了。患者的家属和亲友们闻讯后，聚集起近百人包围了医院，吵吵嚷嚷地要拉着二位大夫去打官司。王、续二位劝说无效，只好找到舒大夫。舒大夫一到场，嘈杂的人群立刻平下来。他和大家做了十几分钟的交谈，患者家属和亲友们就都平静地散去。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医护人员都说：“处理这件事，全靠舒大夫了。他平时对病人好，大家都相信他。”
1964年，呼市警备区的干部郭志孝的女儿身患急病，值班的大夫认为已经无法挽救了。在抱着女儿回家的路上，满面泪痕的郭志孝夫妇遇到了舒大夫。舒大夫立即把孩子抱回了医院，彻夜守护在床边观测诊治，终于使这个幼小的生命摆脱了死神的威胁。
舒大夫爱病人如同自己的亲人，他犹如天主派来的天使，用自己博大的爱心护佑所有为疾病困扰的人。他行医不是为了金钱，视救死扶伤为天职。
舒大夫一生医治过多少病人，抢救过多少生命，连他自己数不清。然而，呼和浩特的群众都不会忘记他那亲切的面容。那时他走在街上，每隔十步、二十步，总会有人向他打招呼问候或者与他握手谈话。医院的青年医生张湘曾经好奇地问他：“舒大夫，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舒大夫回答说：“他们都说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都说认识我，可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真不好意思。”
1960年大饥荒时期，舒大夫因为孩子多，月月粮食有缺口。他数次带着孩子一起冒着北风步行十几里去拉糖菜渣。一天上班时，他竟然因为血糖低晕厥过去，院里的大夫护士们闻讯把他送回了家。那次，院里的职工们听说舒大夫也在饿肚子，于是你一两他一两地凑了数十斤粮票送至舒大夫家中。舒大夫坚辞不受，他说，大家都很困难，我不能剥削你们。
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舒大夫全身浮肿，血糖降低，胃科王徳育大夫几次要给他输点葡蔔糖，舒大夫：“我没病，回家喝点糖水就好了。”还半开玩笑地说：“当大夫的把药都用了，病人来了看你怎么办？”
尽管舒大夫出身贫寒，由于他毕业于天主教震旦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组织上还是把他列入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一生属于党外人士。虽然他从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他的一生无法脱离教会的阴影。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在他们的眼里舒大夫始终属于异教徒。
文革以前，舒大夫因给呼和浩特乃至内蒙古的高层党政干部负责医疗保健工作。那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离不开舒大夫，再加上舒大夫谨小慎微，因此一直相安无事。
文革狂风骤起，一切即有秩序瓦解，“反动学术权威”“党外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全都强加在舒大夫头上。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医院的高音喇叭自早至晚地对他进行声讨与批判。他的主要罪责是实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给病人看病不讲阶级斗争，只讲资产阶级的人性”。
批斗、抄家、游街、关牛棚，舒大夫哪个环节都没拉下。每次批斗，他们都让他坐“喷气式飞机”，他常常因为姿势不够准确而遭到痛殴。每次回来都鼻青脸肿，四肢疼痛不能弯曲。为了下次批斗时站姿准确些，舒大夫经常回家站在地上练习，让孩子们帮助纠正。前日与他的爱子舒励聚餐时，他说起此事潸然泪下，数次哽咽。
舒大夫被停职接受审查时，关押在牛棚。晚上学习“毛著”、写认罪悔过书；白天除了接受批判就是打扫男女厕所。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人找他看病。病人找到他时，他即使正在清理厕所，仍然会放下墩布扫帚问诊。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舒大夫除了已有的三顶帽子，又被追加了三顶最孽深重的“桂冠”：“乌兰夫黑线人物”“比利时特务”“内人党骨干分子”。那时，一个人只要头戴一顶帽子便断无生路，舒大夫至此已是死路一条。
建国初，中共内蒙古的高干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王铎、王一伦都是舒大夫的服务对象。文革来了，“挖乌兰夫余党，肃乌兰夫流毒”，他自然被划为黑线人物，舒大夫百口莫辩。
市立医院本由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创办，筹建人为比国神父，第一任院长也是比国人，舒大夫自然与比国脱离不了关系。那时的逻辑是，与哪国关系密切就必然是哪国特务！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那时联合会的首脑们也经常慕名找舒大夫诊病。因此在1968年的清理“内人党”运动中，舒大夫又被牵扯进来，认定舒大夫是“内人党”的骨干分子。
“挖肃”运动中，“群专”要他交代乌兰夫的“反党叛国罪行”。他说：“我只是个普通的大夫，人家来找我看病，看完病即刻离去，我怎么会知道人家内里的事情？人家即便对党心存二心，怎么能向我这个草民透露？”“群专”自知理亏，于是“黑帮”一事，再按下不提。
“清阶”运动中，“群专”逼问舒大夫为比国提供了哪些情报。舒大夫说不出，群专就毒打。毒打时，打手们常用皮袄蒙住舒大夫的脑袋，将他踢倒在地。然后数人蜂拥而上，拳打脚踢。那段时间，舒大夫九死一生，惨状不可尽述。
在随后的“内人党”冤案中，人家逼问谁是他的上级，他说不出；又逼问他的下线是谁，他也说不出，于是人家对他实行“车轮战术”。“车轮战术”即打手三班倒，他24小时不得喘息。在全天候的审讯中，舒大夫必须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即“喷气式”。“喷气式”能使人筋骨寸断，浑身汗如水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即便如此，舒大夫也铁骨铮铮，矢志不屈。专案组气急败坏，转而让他弯腰在火炉旁，用炽烈的炉火烤他。他汗如雨下、须眉俱焦，此举当时称之为“热情帮助”。热情帮助不能奏效，又把他的衣服脱光，拉到室外的雪地上冷却，此举称之为“冷静思考”。
那时舒大夫已年过五旬，且体弱多病。他无法承受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感到痛不欲生。数日后，他萌生去意。决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自己的一死，换来同事的安生。
1968年9月18日，被非法关押数月之久的舒大夫，在“牢房”中自尽。年仅58岁。组织上给他的结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
舒大夫的死，在呼和浩特引起了震动。出殡那天，市立医院门前人潮汹涌，交通涌堵。中山西路两边站满了男女老幼，人们都自发地来为舒大夫送行，不知有多少经舒大夫妙手回春的人热泪涟涟。
舒大夫是转世的德民神父①。舒大夫也值得后人世世代代敬仰，可惜无人给他竖立铜像。
舒大夫这样的人，眼下在大陆已经绝迹。他是具有圣人品德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凡脱俗，常人在他面前都将黯然失色。
舒大夫是我初中同学舒励的父亲，舒大爷千古！
后记：
天主教西湾子教区是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北方长城以北地区设立的一个重要教区。主要管辖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城以北地区的教务。该教区在历史上曾是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基地，至今天主教在该地区仍相当活跃。
西湾子现名崇礼县，是天主教会建立的县城。西湾子教区大教堂，在整个华北闻名遐迩。如果你没听说过西湾子，你应该知道崇礼，那里曾是北京冬奥会的分赛场，冬奥会大部分滑雪项目比赛都在此举行。
归绥公教医院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于1923 年创办的医院。它“曾是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中规模较大、设备齐全、医疗技术先进、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一所医院”。
1921 年春，归绥旧城天主教堂，请归绥大盛魁经理段履庄说合，由新城“旗民生计处”处长李春秀之手，买到前清满营操练的“大教场”的80亩土地，作为建筑医院的地基。1922 年开始建筑，1924 年建成并开始收治病人。
对于公教医院的建立《绥远通志稿》有如下记载：“民国以来。绥远天主教利用比国退还庚子赔款。乃要求拨给开办费三十万元。在归绥新、旧两城间姑子村后。清代八旗大校场之西北部。购地数顷。创办一公教医院。并于院址之东。另建分堂一处。自此院及分堂成立后。遂移总堂之医院并入之。”
对于公教医院的规模，《绥远通志稿》有如下记载：“至公医院之建筑设备。则华屋连绵。崇楼耸峙。医师护士。必求上选。器械药物。务取精良。综其规制。殆不啻为绥省公私各医院之冠冕焉。”
注①：自一八三〇年开始，麻风病在夏威夷群岛流行。夏威夷王朝决定把第五大岛摩洛凯岛（MOLOKAI ISLE）作为麻风病隔离岛。他们用船把病人运到摩洛凯岛附近推下海，让他们游泳到岛上，自生自灭。后来德民神父主动去到那个岛上，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医治病人。他在那里整整生活了十六年，最后自己也染上了麻风病，死于摩洛凯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