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从“四人帮”覆没得到的意外收获是以医疗照顾的形式出现的。十一月的一个上午，我正在上课，女副主任突然派人来找我马上去见她，刻不容缓。我心里不免又嘀咕起来。一见面，她就说：“巫老师，我们刚接到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电话通知，你必须马上前往镜湖区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你的化验结果是阳性的。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说：‘不要抓小虫，要抓革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遭到破坏。现在，作为老年知识分子，你被安排优先接受治疗。现在跟你爱人一道回家去，收拾一下，准备住院。”我感到莫名其妙。全省有不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但是我从来没有任何症状。为了防止任何差错，我先去防治所要求确证。他们给我看我三次化验有两次阳性记录。我探问是否可以重新化验。值班的化验员简慢地说，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暗示我对于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缺少正确认识。我再罗嗦未免太不识抬举了。
于是，我去报到，住进一间大病房，和十几个其他中青年“同病相怜”。治疗方法主要是每日滴注锑剂，这是毒性很强的危险品，疗程一个多月。三组患者同时在三家区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从小道听说其它两处有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其实死亡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病房门口有一张破躺椅，常常有新死去的病人放在上面，等着送往太平间，因此我们有时在深更半夜被哀恸的哭声惊醒。出院时，值班医生警告我们：“你们的血液里带有大量的剧毒。今后一个多月，千万不能摔跤，因为流血会造成当场死亡。”我耳朵里响着这严厉的警告，回家后行动“谨小慎微”，从来不敢越家门一步，到冰天雪地去冒险。
我出院回家几天后，怡楷中午回来，发觉煤球炉子灭了，两只暖瓶都是空的。她一手提着一只暖瓶，又冒着大雪到校园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她去的时间比往常长得多，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天气恶劣吧。但是等到她终于回来，我大吃一惊，看到她脸上和浑身上下都泥泞不堪，她用左手托着右臂。一村一手扶着妈妈，一手拎着两只没有塞子的空暖瓶。原来怡楷提着灌满开水的暖瓶回家的路上，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倒了，紧靠她左边走的一个大块头女生倒在她身上，使她右臂肘猛撞地面。女生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就走了，只说了一句“我得赶一场电影。”怡楷的胳膊疼得钻心，动弹不得，这时候一村刚好放学回家路过，把妈妈从地上拉了起来。现在她摔断的胳膊疼痛不堪，必须有成人马上陪她上医院，而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年青的朋友小林从外地来，走进我们家的门。于是，在一村和这个天赐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扶持下，怡楷再回到风雪中去，在寸步难行的街道上艰难地往前挪，路上又滑倒了一次。到了第二医院，她托着一只断臂，忍受着钻心的疼痛、饥饿的煎熬，从一个科转到另一个科，一直到晚饭后好不容易才将右肘的粉碎性骨折处理完毕。晚上十点多，她才在大风雪中走回家，上了石膏的伤残的胳膊吊在夹板里。父母双双病残，刚十三岁的一村从此挺起胸膛，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担当全部家务活，直到哥哥姐姐回家过春节才交班。怡楷从此不能当打字员，二月开始改教英语，一丁说：“这也算坏事变成好事吧。”
两年以后，我因病住入位于当涂的解放军86医院，曾进行全面体检。难得检查的医师很友好。他听我说曾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就特地用直肠镜为我仔细检查。他并没发现任何患病的遗迹。
“你命大，没有死于锑剂中毒。”军医总结说。
“但是我看到病历上明明记录着检查结果，三次中两次阳性。”
“我知道，我知道。”军医带着会心的微笑说。“但是，如果化验员没有把用过的试管洗过，或是洗得不彻底呢？那是常有的事啊。”“在这片土地上要存活确实是没完没了的冒险。”我叹了一口气。“被友军的炮火打死打伤，战场并不是唯一的地方啊。”军医又笑着说。
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但各条战线上的极左当权派还在顽抗。在教育战线上，高等院校终于在1977年夏末恢复通过统一考试招生的办法。全国积压了多年的千百万高中毕业生参加1965年以来的首次高考。录取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一丁和一毛瞒着生产队领导偷偷复习五门功课，准备应考，因为生产队不愿知青流失。他们在县城参加考试回农村后还得为“资产阶级大学热”做检讨。一毛总算被安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录取。一丁考试成绩优异，英语得105分，却成了“政审”的牺牲品。因为他父亲当过极右分子，全国高校的重点英语专业都“碍难录取”。连安徽大学也把他拒诸门外，因为知情者透露，“录取他就意味着巫宁坤卷土重来”。他被安师大阜阳分校看中。所谓“分校”是阜阳师专的前身，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戴上了大学的“帽子”，后来正名为阜阳师范学院。我这个含疚的父亲到火车站去送他登程，眼睁睁看着壮实的大小伙子含着眼泪登上北上的慢车，前往有“安徽的西伯利亚”之称的淮北“深造”。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逐渐恢复和国外亲友的联系。我和在香港的姐姐音讯断绝多年，突然收到一封来信，孩子们惊异不已。因为长期以来，“海外关系”是见不得人的“家丑”，我们一直没跟他们讲过。除了一个姑妈，不久他们又发现还有一个大伯在新泽西州。1977年9月，又冒出一个外甥女、一个堂姐的女儿。她夫妇二人带着他们四岁的儿子从纽约回国探亲，我认为他们来芜湖探望舅舅一家是理所当然的。不料她从北京来电话，说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芜湖不是“开放”城市。我一听就火了，当即说：“他们睁着眼说瞎话。杨振宁博士不久前刚来过。他就住在离我住处一箭之遥的铁山宾馆。我常有幸目送他的车队从我门口经过。”
这样一来，我的外甥女，年过三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舅舅见面，离她母亲在台北去世已经多年了。我向系领导汇报即将有“海外关系”光临，房管科奉命立即让我搬出教堂，调整住房，以免“外宾”（我外甥女的丈夫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留下错误印象。在某些掌握房屋分配大权的干部眼中，“摘帽右派”仍然是最臭的“臭老九”，有教堂可住已属宽大。直到“外宾”肯定来临的前夕，原来住户搬走之后，才允许我们搬家。实际上，我们直到第二天才能搬，因为我们得先清除成堆的垃圾，清洗污秽的窗户和水泥地。两间小屋子墙上石灰剥落，厨房的墙给煤烟薰得漆黑。房管科，为了应付装饰门面的紧急政治任务，派了一个小临时工提着一桶石灰水，用一把笤帚把所有的墙草草粉刷了一遍，结果每面墙都像一幅大地图。凑巧得很，一丁从生产队回来，又当上搬家的主力。他用平板车把大件家具拉到新居，其它东西等客人走了再搬。
外语系工宣队夏师傅来到新居，交给我三十元人民币，原来是魏书记刚批准给我加的工资，以弥补当初我从安大调来时被无理克扣的部分。夏师傅是新近复员的军人，待人和蔼，主动提出用这笔钱替我去铁山宾馆买两条“大中华”牌香烟、两瓶“古井贡酒”，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供我招待“外宾”之用。后来发现，我的亲戚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高档商品就交给夏师傅酬谢这次为接待工作出力的人们。
我的外甥女一家三口从上海乘火车来，下午到达，下榻新建的芜湖饭店。我们要等电工把原住户割断的电线修复才能接他们来吃晚饭。天气酷热，我们生怕美国来的娇客热得晕倒，特地从春江家借来一台电扇。住在本地的表侄李伟做了满满一桌菜，给人一种生活富足的假象。我们的亲戚觉得我们的住房相当整洁舒适，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几小时前刚搬进来，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留在上帝之家哩。我和怡楷身上穿的都是一件崭新的白的确凉短袖衬衣。这是当时的时尚，也是我俩多年来添置的第一件衬衣。一天下来，晚上睡觉以前得脱下来洗净，这样早晨才有得穿。第二天上午，我们一家五口陪着远客观光校园，外甥女为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彩照。一上午下来，我俩的衬衣汗得透湿，午饭后非洗一下，等晾得半干才能再穿上，去出席副校长为欢迎我的亲戚举行的晚宴。当年的“海外关系”、政治包袱，今日的“统战”贵宾！次日早晨，贵宾们乘软席车回上海搭机返美。当天下午，外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在党员会上扬言：“巫宁坤沾上‘海外关系’的光，搬上楼，加工资，又该翘尾巴了。大家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