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无事瞎忙，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怡楷说。我妹妹夫妇、怡楷的哥哥姐姐、扬州的堂弟妹、其他亲友，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身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临时工，又无其它身份，我“因祸得福”，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我当上了家庭厨师。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他的小床靠后墙，煤球炉靠前墙，我在炉子上烧饭，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它立在两条腿上，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叠土墼作第另两条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面对大门，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来，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放在一个篮子里。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一窝二十个。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首先，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盖上一个盘子。没等多久，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牠跑到搪瓷盆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几分钟之后，牠又回来，重演那敏捷的行动。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我扔过去一只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请教他该怎么办。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老巫，快别那么说！这是黄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你应当感到荣幸啊！”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尖嘴猪来串门儿。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巫大伯，你们丢了鸡蛋？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瞧吧！我们家的鸡蛋，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每天傍晚，我们的鸡回家上窝，孩子们就站在边上，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直到最后一只进来。有一天，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我说：“黄鼠狼是偷鸡的篋贼。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我真为你担心，老巫！”这时候，老螃蟹刚好路过，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他说：“不可能丢的。你养的鸡太多，数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巫大伯，你家鸡丢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哦，鸡哪儿去了？又在那个洞里？”他挤挤眼，摇摇头：“哦，不是那样。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说：“得，两个大馒。”他放低了声音，说得飞快：“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儿个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他对我爹和猴子讲：‘老李、老巫养鸡太多，搞资本主义。我们得想点办法。’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后面。经过你家门口，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一手捂着鸡嘴，不让出声。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问他：“还有谁在场？”他说：“还有我，没别人。我干了一条大腿，粉嫩的。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当晚，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十分气愤。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作为再教育的一部分，生产队分给我们两小块地种蔬菜。我们在一块地上种黄瓜、西红柿、韭菜、四季豆、水萝蔔，供春、夏、秋三季食用。另一块地上种白萝蔔和塌棵菜，供冬天用。为了给蔬菜地积肥，我们在屋子外面先挖一个坑，埋进一个残破的水缸，再围上一堵半截的泥巴墙，就算个露天厕所。路过的人看见里面有人可以把头掉过去。有一两次，我蹲在破缸边上，看见三老爹正朝着厕所走过来，我急忙低下脑袋，偏偏听见他客气地打招呼：“老巫，可吃啦？”从此以后，每逢怡楷或一毛解手，我就站在墙的缺口充门神。
一丁在家庭分工中是重量级的。下午放学回来，他经常从前塘挑两桶水倒进水缸，或者从邻居家借一担尿桶，从我们的破缸装上半桶粪尿肥，再到后塘掺上半桶水，去浇两片菜地。我们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有一些下了小基贵的肚子，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蔬菜吃。一丁精心培育的白萝蔔和塌棵菜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我们全家盼望着大丰收的喜悦。日子一到，全家出动，带着一把锹、一个箩筐、一根扁担。走近菜地，突然发现我们宝贵的菜园被盗空了。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菜叶和萝卜缨，好像战场上的断肢残臂。孩子们都哭了。怡楷找到老螃蟹，告诉他我们的蔬菜被人偷光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家都种菜。为什么有人要偷我们的？最后他又说：“如果有人偷，那一定是公路那边的生产队的人干的。你的菜地靠公路太近。你家的青菜和萝卜比我见过的都好。”他的内侄尖嘴猪却知道实情，因为他并不隐瞒他多么爱吃“老巫家又香又甜的大萝卜”那是他在姑爹家吃到的。
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使我们感到气恼，主要因为它们破坏了孩子们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从剩下的母鸡收到足够吃的鸡蛋，从邻居家买蔬菜。后来老螃蟹出乎意料地送还单人床，我们甚至感到和好了。我们向他致谢时，他抽着我们的烟说：“没问题。老李是我妹子。这是你家的床。”他走了不久，尖嘴猪光临，一进门就说：“李大妈，你家的床回来啦。你知道为什么吗？”怡楷说：“这是我家的床。你姑爹跟我们借的。”这男孩小小年纪，懂的事可不少。他咧嘴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其实是因为姑爹给我表哥大水子打了一张新床。李大妈，用的是你的木料。”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尖嘴猪接着说：“跟我来。我带你们到公房看点东西。”我们跟着他走进怡楷的旧家，看到一架新犁、一个新耙、还有一个新的斗形木制容器。“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他。我们的小向导回答说：“过年时候各家蒸糯米团子用的。这些也都是用李大妈的木料做的。”怡楷恍然大悟，当初盖房子为什么老螃蟹要在他家门前施工。她沮丧地对我说“这太荒唐了！木料是公家的财产，拨给我盖房专用的。我是要负责任的。”尖嘴猪又说：“还剩下整整一根大木料。就搁在我姑爹床底下。他说大水子娶亲要打家具，这根好木料正好用得上。”
除了照例的两个馒头，我们又给了尖嘴猪一把糖果，因为我们确实赞赏他在再教育方面给我们的帮助。怡楷决定她必须向大队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是否能帮点忙。大队副书记听了以后似乎很愤慨。“这是国民党作风，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干的事。我们研究一下，采取必要措施。”过了一些时候，小道消息传来，说老螃蟹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了大队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收我们多余的鸡、蔬菜、木料，是为了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大队领导再也没理会我们。
老螃蟹继续进行他声称的“从生产队铲除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大队会议上受批评后不久，他在工间休息时在田头召开了一次“大批判”会。怡楷和我刚好路过。我们听到他提高了嗄哑的嗓门，狠批生产队里资本主义的表现：“生产队有这样的人，不下地干活，却养太多的鸡偷吃公房的粮食。有人不劳动，却靠四处写几个字得工分。寄生虫！资本家！阶级斗争！”他泄了愤，我们暗笑。
但是老螃蟹并不就此罢休。又一天，他闯进我们堂屋，在折叠桌旁坐下，随手点了一枝我们的烟。他说：“老巫，给我开个代办条。”代办条是经手人出具的购物证明，在公社，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可以代替收据或发票。我常给他写，没当回事。“前几天我在西埠买了两个大箩筐，五元一个，两个粗筛子，二元一个。没别的。替我写上我名字。”我一向替他写上他的名字，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又点了一枝烟，带着代办条走了，我也忘了这回事。后来我听说孙堡街上一间公共碯所墙上发现了一条反革命标语。公社保安人员急于破案，便要求各生产队取得可能嫌犯的笔迹。于是我给他写的代办条就被交了上去。不过，老螃蟹大失所望，因为保安人员发现我的书法和墙上的笔迹毫无相似之处。他并不死心，立即检举我在家偷听敌台广播。这次他说的倒有一点影子，因为我们确实常让一丁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学和中学兴起了英语热，可是好的英语教师不多，公社中学尤其如此。我们觉得让一丁听听本国人的英语对话有好处。虽然这并不是犯罪行为，我们还是把音量调得极低。无奈隔墙有耳，何况是土墙。保安人员找到郭书记了解我的情况，我在安大的老上司说：“告诉你吧，老巫是省公安部门批准的全省唯一可以收听外台的人。”
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也养了一头猪。一头混种小白猪，属于“小而圆”品种。我们的小而圆也是一丁的室友。我在前墙脚下为牠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稻草窝，和一丁的床相距咫尺。我喂牠山芋，看着牠剥了皮以后才吃，觉得很好笑。老螃蟹一下就看出问题，他认定我养的是一头资本主义的猪，因为他本人只用山芋皮喂猪。小而圆很野，常挣脱系绳往地里跑，得由小黑子和小水子两个棒小伙子出动才能抓回来。有一天，我喂牠新出锅的山芋，牠居然咬了喂牠的手。我实在应付不了，而牠又长得很慢。老螃蟹竭力主张消灭这头资本主义的猪。他订了日子，亲自出马当屠夫，我当然要付给他屠宰费。
我从来没有见过杀猪的场面。那畜牲狂乱的奔跑、那恐怖的尖叫、一把把亮晶晶的屠刀、那致命的猛刺、喷射的鲜血、死亡前的挣扎、半裸的老螃蟹不停地咒骂“你这资本主义的猪！你这资本家！”、还有看热闹的社员们的欢快，这一切为我的再教育又上了一课。在开水里脱毛之后，资本家被分解成许多块。然后屠夫到后塘去洗净脸上、手上、臂上、身上的血。他回来饱餐了新宰的猪肉，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趔趄着走回家去，手里提着猪肝和一大块猪肉。我们从此没再养猪。
我现在是个闲人，可以读点书了。怡楷把我的书都装在几个纸板箱里，尽管当时许多同事已经把他们的书刊都当废纸，六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因为书和书生都给贬得一文不值了。箱子一打开，我们发现有些书在前一年的洪灾中被泡坏了。另一些书被耗子咬坏了，其中有那本和我共度过牢狱之灾的《杜甫诗选》，还有我在1957年动手、后来半途而废的《巴尔姆修道院》的译稿。我有点难过，怡楷感到痛心。我转念一想：“可怜的小耗子！他们必定比我在1960年那个冬天还饿！”我们把书摊在屋前的空地上在太阳里晒一晒。有一些好奇的小青年路过，拣起我在曼彻斯特学院美术史课上用的课本、海伦加德勒的《古今美术》。他们看到梵蒂冈西斯廷教堂中的裸体人像，就吃吃地笑，互相用臂肘推来推去。第二天，老郭叫我到公社去一趟，因为老螃蟹检举我用淫秽的图画腐蚀生产队的小青年。老郭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不禁笑出声来，说检举我的人真是一只“无事生非的老螃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