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1970-73
一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我只能笑着说：“荒村牛鬼，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家人落难，我问心有愧。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我也感到宽慰。一丁晒黑了，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一毛瘦一些，不过面有血色。一村笑声不断。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心里很难过。却说，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早生华发，而且经常腰痛。她从无怨言，认为天意莫测，祸福都可坦然面对，我们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村民们，官称“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把我看作一个怪物。美国留学生、首都的大学教授，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他们认为，要么我是无可救药，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就像本村那个孬子。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大失所望。他说：“老巫，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帮忙。”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一个自由的牛鬼，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我就听到社员抱怨，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每个成年男女，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生产队没有记工员，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老螃蟹“顺应民情”，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年成好的话，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就扣工分，结果就会发生争吵。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上工时，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然后人就不见了。到该收工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经过我家，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记工去！”
“李队长，你哪儿去啦？”我在路上问他。“哦，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要跟他们办事，就得搞好关系，这你还不懂吗？”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我就会问他：“李队长，你记几分工？”
“十分，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外交，还用问吗！”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他目不识丁，粗野无赖，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候，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他有时啥也不干，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还要记全工，这样做是否公平？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党给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现在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让你明白，是党，是共产党，给了我吃足喝足的权利。明白吗，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实点，要不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他随身携带一份《公安六条》，早已弄得皱皱巴巴，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大队宋书记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墼墙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除了学大寨之外，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白头发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并作一些讲解。人人都参加，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正好放松一下。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有的忙着纳鞋底。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有一天，小黑子说：“巫大伯，你多读一点。”我吃惊地问：“黑子，你要我读什么？”他说：“随你读什么。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我就是爱听你读，爱听你的调子。”听他这么说，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