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八月中旬，“红卫兵”得到“伟大领袖”的祝福在北京诞生，从此飞扬跋扈，任意揪出文化界名流和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时隔不久，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大学生从京城降临安大校园，“传经送宝”，推广他们“横扫牛鬼蛇神和四旧的革命经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也奔赴北京和其它城市进行“革命大串联”、“交流革命经验”。乘车乘船一概免费，食宿一概由接待单位负责免费供应，一代青年倒是实践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箴言。不过其结果，全国交通一片混乱，各旅游胜地却人山人海。九月，本校学生免费旅游归来，身穿时兴的褪色草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耀武扬威。为了加强对牛鬼蛇神的专政，他们从“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传单，宣扬“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非凡的睿智和才能，揭发控诉“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滔天罪行。与此同时，骇人听闻的消息满天飞：红卫兵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任意残害无辜人士，任意抄家，没收私人财物，任意毁坏文化遗产。“红司令”一声令下，千千万万红卫兵誓言“砸烂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色恐怖开始席卷中华大地了。
九月中，有一天中午，一帮红卫兵又闯进我们家，高呼“打倒江钟杰！打倒地主！”这是我继母的名字，“解放”后她受我早已过世的父亲株连被划为地主。她正坐在她的小床边上喝茶，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生猛扑上去，一边一个抓住她，嘴里喊着“走！老地主！”吓得老人家浑身哆嗦。
“让我先上一下厕所吧。”她哀求道。
“你是想耍什么花招吗，地主婆？”怡楷插话了：“奶奶有糖尿病。她得常上厕所，尤其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你能保证她不企图逃跑吗，李怡楷？”
“没问题。你可以自己去看看，厕所只有一个门。”
“好吧，你去吧，江钟杰。我们在外面等你。”
两个钟头以后，老人家才颤巍巍地走进家门，白发散落在脸上。她倒坐在小床上，一丁急忙拿起热水瓶给奶奶掺了茶，一边端起杯子递给她，一边轻轻地说：“奶奶，先喝口茶吧。出了什么事儿？”我突然觉得几个月来一丁长大了许多。他刚十岁，可是他的童年已经被扼杀了。
“完了，完了，丁丁乖乖！你快没奶奶了。”她边说边哭了起来。“奶奶，您镇静一下。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儿，”怡楷边说边坐到她身边。
过了一会，奶奶才接着说：“她们先把我押到篮球场，我一路走一路抖，她们还骂我走得太慢。我不知道一共搞去多少老人，男的女的都有。红卫兵先让我们排好队，押着我们在校园里游街。他们一路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某某某！把地主统统赶出安徽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又把我们押回球场。一个男生红卫兵训话，大骂地主阶级犯了多少罪。最后他命令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安大和合肥市。如果我们不执行命令，就要倒大霉。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身为牛鬼，一筹莫展。一个以敬老闻名的社会，怎么能堕落到迫害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大学生、民族的精英，怎么能这么快就堕落成毫无人性的暴政工具？我的义愤自然也是白搭，到头来还是怡楷出面去想方设法。
“奶奶，您镇静一下，休息休息。我总说，天无绝人之路。我现在就去找红卫兵讲讲道理。”她去了快一个小时才回来，神情沮丧。
“我跟他们说，奶奶今年七十一岁了，糖尿病很重。她老人家只能跟我们住。她没别处可去。我看不出她呆在学校对任何人有什么害处。他们回答我：很遗憾，不过那跟我们没关系。北京和上海已经带头把地主分子赶回原籍。你一定听说了他们是怎么干的。比较起来，我们太宽大了。我们怎么可能搞例外呢？这是红色恐怖！执行命令，否则他们现在是狂热分子。别指望他们发慈悲。”
我们跟奶奶商议了一下，决定她只能回扬州去，好歹家里还有堂弟妹可以照料她。也许等局势平静下来，她还可以和我们团聚。第二天上午，怡楷去派出所办手续把奶奶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到扬州。下午，怡楷又去火车站排队买了一张去扬州的夜车票，回家后再急忙搞了几个小菜给奶奶送行。奶奶说没有胃口，我们好说歹说劝她吃了半碗饭。我们让孩子们先上床睡觉，奶奶拉着一丁的手，泪痕满面。等事前约订的一部三轮车来到，我陪奶奶坐上去。她连一个小箱子也不敢带，怕引人注意。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七十多岁的寡母，患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目送她孤身走上回乡的路，我心里比自己八年前爬上吉普车孤身去充军更难受。我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老母呢？不过，比起怡楷家在天津的几位长辈，她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怡楷的舅父舅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己家里被红卫兵残酷斗争之后活活打死。她的继祖母和女儿不堪红卫兵的凌辱，双双自缢。四位老人的尸体被扔上卡车送到火化场。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无辜的老人要被青年学生如此残暴地杀害，而这些爷爷奶奶本来会像自己的孙男孙女一样疼爱他们的？为什么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这么多无可饶恕的罪行？两年前姥姥去世，怡楷悲痛无比，现在她反而觉得老人家至少逃过了这场劫难。在红色恐怖统治下的国土上，死亡成了唯一的避难所。
不久之后，安大红卫兵开始到教授和老讲师宿舍抄家。在前往某户抄家时，他们一路上敲锣打鼓，高呼流行的革命口号，搞得人人自危。在里面有人家被抄的宿舍楼门口，两名红卫兵手持红缨枪站岗，重现“伟大领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当年农民造反的风采。
一天早晨，大喇叭播发了外语系“红卫兵司令部”的“一号通令”，勒令外语系牛鬼蛇神于上午九时整到水泥球场报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不得违误。名单包括四名俄语老教师，五名英语老教师，外加鄙人。我到达时还不到九点，其它九名牛鬼已经整整齐齐排成一溜，耷拉着脑袋。他们面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鞋子、艺术品、收音机、各式各样的家用物品，显然是从他们家里抄来的。批斗现场围满了看热闹的“革命群众”，胜过中华民族传统的“示众”场面。我赶忙站到队末，小小临时工早已习惯于敬陪末座。主持批斗会的一个男生宣布开会，控诉我们大家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他又指着脚下的私人生活用品作为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而我看着这些东西却想到美国人家的车库买卖。然后，他宣称，我们的工资待遇与工农群众相比高出太多，下令每人要当场自愿提出减低工资。我本以为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现在却被逼得吞吞吐吐地说我一个月有三十元就够了。于是我每月一下就少了四十元。然后我们就在校园里列队游街，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也怪，我却连一顶帽子也没捞到。一路上押队的红卫兵高呼口号，无非是“万岁”或者“打倒”。游街后，我们被领进文科楼一间教室，一位姓萧的党员俄语教师宣布牛鬼蛇神成立一个特别小组，进行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完全出乎意料，我竟官封小组长，真是莫大的嘲弄。
当天下午两点是规定我们第一次政治学习的时间。我提前了几分钟，还没到大楼门口就看见我的九位“牛朋”，包括一位满头白发的女俄语讲师，都蹲在楼前的空地上拔草，他们头上的高帽子上下跳动，俨然是《仲夏夜之梦》中的一景。我问哈佛人、花白头发的姚主任：“你们在干什么？谁让你们干的？”他一本正经地答道：“总比什么也不干好些。闲着站在这儿给群众印象不好。”我二话没说，领他们进了教室，各人面前有一张小课桌。作为小组长，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把高帽子脱下来，各人就把自己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他们对红卫兵这般过分的卑躬屈膝，让我感到不是滋味。
我问大家：“谁让你们戴着高帽子来的？”
“红卫兵没说过我们可以把帽子拿下来。”哈佛人抢先回答，他是以不折不扣按党的指示办事闻名的。“我们都是罪人，既是资本主义，又是修正主义。我认为我们应当放谦卑一些，表示低头认罪。”
“老王，”我转向一位1950年起义的国民政府外交官。作为起义人员，他在运动中是应当受保护的，我好奇想知道他是否感到党和政府背信弃义了。“你在巴黎是戴惯大礼帽的。用当年的大礼帽换来了你面前的高帽子，你有什么想法？”
“小组长的问题触及了我的灵魂”，前外交官严肃认真地答道。老王是一名老式的小文官，一向兢兢业业，我常纳闷他起义的勇气是哪来的。“大礼帽掩盖了我丑恶的反动的过去。这高帽子更合适，因为它显示出我的真面目。我感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帮助我正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罪行，帮助我触及自己的灵魂。”接着，七十高龄的俄文翻译教师吴老发言，一口江西官话。
“我和老王有同感，不过我的情况比他的还坏，因为我一度是党员。我1922年入党，离建党还不到一年。不幸得很，不久以后我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组织还在地下，我无法重新取得联系。为了谋生，我给国民党反动派做事。但是我从来没出卖过党或者任何同志。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叛徒。不管怎样，难道我不是全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吗？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在与党分离的漫长岁月中，难道我不是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吗？解放把我带回党的怀抱，我也从此献身给党的伟大事业。所以我就存在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虽然我还没有重新入党。突如其来，红卫兵小将声讨我是叛徒。他们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一个狗叛徒。”
吴老平日德高望重，不苟言笑，一转眼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狗叛徒”。我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正在踌躇，俄语组孔教授举手要求暴露思想。
“红卫兵今天上午的革命行动确实触及了我的灵魂。我家里有那么多的‘四旧’。我和它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早已习以为常。一旦它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才感到震惊，感到羞耻，我竟然会长期迷恋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残余。甚至有金戒指和其它腐朽的东西，感谢红卫兵天经地义把它们扫走了。”
孔教授的妻子、白头发的俄语讲师，插话了。“从我的大箱子底下，红卫兵发现了许多我早已忘了的东西。有我的结婚礼服，绣花织锦的，实在太腐朽了。我做梦也不会再穿它的，不过我想我大概是留着作为我们婚礼的纪念。多可怕的对四旧的留恋。”
起义外交官又补充说：“红卫兵根本没搜查我的家。他们走进来，很和气地要我交出我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于是我交给他们我的小礼服和一副金钢钻袖扣。地地道道的四旧！”
俄语组冒教授也当过国民政府外交官，他是外语系头号牛鬼，也是全校四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历史复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怪话连篇。平日他讲话俏皮，往往取笑同事或党员干部，此刻他发言却仿佛心情沉重。
“我姓冒，冒充的冒。我冒充是教授、诗人、学者，但我只是个骗子。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小官，我接受过日寇占领时期汪伪政府一个名义。我一向过着腐朽的生活。今天早上堆在篮球场的东西，大多数是我家的。所有的国画、书法条幅、摺扇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四旧。其中有一些是父母传下来的，我一向当作传家宝珍藏。我多年来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和品味的腐蚀，现在我可以把这些四旧看作我肮脏的灵魂的罪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触及了我的灵魂胜过在座的任何人，因为我罪大恶极，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我一向钦佩伟大领袖毛主席辉煌的诗词，相比之下我自己的诗只是垃圾。但是现在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些宏伟诗篇，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我已老态龙钟，但我仍然心甘情愿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
我觉得冒教授的检讨也算得上一篇冒充沉痛的杰作，差点儿忍不住以小组长之尊问他，既然“一死”不足以赎罪，他打算死几回？不过我倒真心希望红卫兵不会胡闹到真的把他那些珍贵的艺术品一股脑儿扔进一堆篝火化为灰烬。前两天，红卫兵要放火烧图书馆，幸亏馆长急中生智，对他们说1958年夏“伟大领袖”驾临新建的安大曾亲临图书馆视察，他们才悻悻而去。可是，在市中心，一帮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一位老年学者家中，把他毕生收集的三千册中国古典文学善本书统统扔进他们在门前生起的一堆篝火，老人家痛不欲生，从二楼书房的窗口朝着篝火跳下，当场毙命。红卫兵见死不救，反而当众宣布：“死者顽固不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打成现行反革命。”虽然与京、津、沪等大城市相比，省会的红色恐怖是“小巫见大巫”，无辜惨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第二天中饭后，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他是我教过的男生，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巫宁坤，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我说：“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那是我们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我照办。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几小时后，抄家小队收兵，带走几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字样。还有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另外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一个一百瓦灯泡、和几条旧领带。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闹革命”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则格斗勿论。我选出了一堆中、英文书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1948级纪念册《曙光》，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在去交四旧的路上，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爱人！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有人说：“这女人疯啦。”我走到四旧室，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艺术品、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我却吓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宝卷”，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下落不明。
随后几天，在外语系带动下，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或干脏活，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与此同时，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免费旅游。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除了那些神化“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全国分裂成两大“造反派”。时隔不久，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到了1967年夏，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游逛，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后来听说果真如此。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时乘的火车，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我们当当机立断，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革命小将”要么外出免费旅游，要么忙于打派仗，牛鬼也就没人管了。校园空荡荡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毁得面目全非，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时值盛夏，煤球停止供应。煤球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一样，也停止生产，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走投无路，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做煤球。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付了钱，开了票，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装满煤灰，沿着一块跳板，推过去，倒进一台煤球机。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虽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顾不上对牛鬼专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多年来，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经过一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门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
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她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里，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个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后来被嫁给我父亲作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后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着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三十一年前，敌军压境，我才十七岁，满心的恐惧和梦想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独自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新世界还是镜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