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滴泪(19)

这期间,北京市市长宣布开展一个新的运动,清除政治上的不纯分子,也就是各类阶级敌人,把首都建成一个“水晶城”。公安局的各派出所忙于注销各种不纯分子的户口。1959年1月4日,快下班时,冯副校长派人到打字室来叫我。

“李怡楷同志,全国都在大跃进,”他边抽烟边说。“全国各地都在建立新的大学。其中一所是安徽大学,就在省会合肥。新成立的大学当然缺少师资,我们响应党中央支援内地的号召,决定给你支持安徽大学的光荣任务。你到那儿可以教英语,用上你的专业。工资待遇不变。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有两个很小的孩子,到那儿人地生疏我不知怎么办……”

“党组织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派你去安徽,而没有派你去边疆地区,新疆啦、青海啦。你是很幸运的,李怡楷,你想想……”他没说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巫宁坤结束教养以后和你到一起。”

“那要多久?”

“大概一年吧。要看他改造的快慢。你八号一定要走。你可以到总务科领火车票。再见,再见。”

这么随便我就给处理了!两年多前,我根本不愿来北京,但还是照样被调来。现在我根本不想离开北京,却又被作为一个“不纯分子”下令离开。他们已经把我丈夫往北流放到千里之外,现在又把我往南流放到千里之外。大概这就是“小左”要等着“瞧”的!祸不单行果然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我又怎能除外。

回到家里我已经镇静下来。我坐下来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把新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娘,说话时尽量保持冷静。“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全国都在大跃进,成千上万的人从首都派出去支援内地。我的工资不动!”我娘自然感到沮丧,但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第二天一早,我搭公车去广安门宁慧姐家告别。奶奶提出:“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合肥,怎么还能上班?你上班,谁照顾孩子?你走后我们也都不会放心的。谁知宁坤何年何月才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合肥吧。”奶奶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主动要帮助我,我自然满心感激。我随即去广安门派出所给她办理迁户口手续,老人家就和我一起回到了西苑家中。

晚饭前,“小左”来到我家,通知我晚上要为我开个会。送别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有十来个职员坐在那儿了。“小左”宣布开会。

“这是给李怡楷送别的会。她已经被调到安徽大学。在为她开过的若干次批判会的基础上,我们来为她一年来的工作和政治上的表现做个小结。我知道同志们都愿意在她离开以前再给她一些帮助。”

在座的同志们都踊跃发言。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左”得可爱。最后,“小左”请那位人事科的女干部做总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怡楷的情况相当熟悉了。她犯了很多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但是没有决心改正错误的表现。”她以权威的口吻开始发言。“第一,她为极右分子爱人鸣冤叫屈;第二,她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第三,她隐瞒巫宁坤的反动言行,破坏伟大的反右运动;第四,她在小组讨论时一言不发,对政治学习进行消极抵抗;第五,尽管大家给了她大力帮助,到今天为止她还没和巫宁坤划清界限;第六,她竟敢拒绝参加放卫星,表现出对大跃进的消极态度;第七,她利用在教师阅览室工作之便,把刊登政府关于劳动教养条例的报纸私自带回家,妄图从中找到漏洞,为巫宁坤翻案。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那么我们的集体鉴定就放进她的档案。”

“小左”对人事干部的发言表示完全同意,然后宣布:“明后两天你不用上班了,李怡楷,给你充分时间准备行装。你不想讲几句话感谢我们大家长期以来对你的帮助吗?”

“我由衷地感谢诸位同志。”我哽咽道。“大家把本来可以用于大跃进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觉得过意不去,我请求大家原谅。再见。”

只剩下两天为流放的远行作准备!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全都得由我一个人做。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一上午,我忙着到各有关单位办理调动手续:人事科,从那位给我做总结的女干部手里领取调令;总务科,为我本人和婆婆申请两张火车票;公安局派出所,在凛冽的寒风中排队,注销北京户口,领迁移证;粮站,领粮油定量转移证;如此等等。我跑了好多路,因为风太大不能骑车。好在没有人家要去辞行,也没有人来送行。

等我回到家,已经该吃晚饭了。我真想躺下,可是我娘一见我就说:“姓左的女同志来过,说晚七点要为你开个会。”天哪!难道他们不嫌烦吗?我心里在呻吟。匆匆忙忙吃了晚饭,喂过孩子,我再一次回到办公室。除了平常参加的十来个人,又来了几个领导干部。“小左”照例主持会议。她开腔道:“今天开这个会,是因为李怡楷没有坦白承认昨天会上指出的她的七点严重错误,群众感到十分不满。革命同志们有责任帮助她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随即全体在场的革命同志轮流重复我的罪状。最后,于副校长要求我低头认罪,警告我如果继续顽固不化,就会更深地陷入“右派泥淖”。我的脑袋沉重,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咕哝道:“我相信我犯有同志们提出的全部罪名,因为参加会议的革命同志决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些罪名并不真实。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谢。我永远不会忘记诸位宝贵的同志式的情意。”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能整理行李。宁坤的工资早已停了,我什么都舍不得丢掉,可是我也付不起家具的运费。走投无路,我只好叫来一个卖破烂的,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娘送给我们的几件好家具运走。快到午夜,我才把宁坤的书籍用他的旧铁皮箱和纸板箱包装好,把我们的衣服、厨房用品、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装进我能找到的箱子和箩筐。我跪在地上用粗绳子捆了几个铺盖卷儿,累得站不起来。我们当晚睡的被褥要等到早起再打包。

等到我爬上床,挤在两个孩子身边,我全身冰凉,筋疲力尽,洋炉里的火也快灭了。我听见北风呼啸,担心明天会太冷。我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一边一个。转眼间,大风变成了狂飙。这座楼年久失修,门窗都刮得卡嗒卡嗒地响。突然之间,一扇窗户被刮走了,掉在外面地上,玻璃粉碎的声音刺耳。接着,窗户一扇又一扇刮掉了,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暴风雪下面。鹅毛大雪刮进我的屋子。我把所有的棉大衣、棉袄、棉裤压在棉被上,缩在被窝里,紧紧地搂着两个小东西。我感到好像生活在《里尔王》中暴风雨的场景,或是《呼啸山庄》一开头风雨呼啸的场景,那些是宁坤过去爱读给我听的。幸好这场暴风雪刮的时间不长,两个小东西也一直没惊醒。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要搭学校派的一辆老卡车前往几十里外的前门火车站。一位老司机开车来接我们,他很不开心地嘟囔道:“这么冷的天儿这么早出车,真是的!”我说真对不起,他的气消了一些,又说:“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在这儿住了快六十年啦。都是他妈的西伯利亚寒流搞的。当然怪不了你。可你男人干么要当什么右派?我真不明白这些傻知识分子,白读了那么多书。现在你瞧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老司机和他的助手帮我们把行李装车,随后我们爬上了敞蓬卡车,大家挤在一起。眼看两位小脚老人家好不容易才爬上车,我心里真难过。车开出几分钟之后,我猛然想起,这两天忙得晕头转向,我忘了把我娘送我们做结婚礼物的两幅溥心畲的画从墙上卸下来了。

“娘啊,墙上挂的溥心畲的画忘了。这教我怎么办?”

“是你爹最心爱的两幅画。精品。留在墙上就等于永远不见了。快点,请司机开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娘这么坚决。她帮我打定了主意。我转过头,大声朝司机座里喊道:“老师傅,我有重要东西忘在在屋子里了。很对不起,可是劳驾务必把车开回去……”老师傅一定听出我急得要命,他一面掉头往回开,一面喊道:“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许会误了火车!”

几分钟后,我回到卡车上,怀里抱着两幅红木镜框里的画。我看见我娘眼里含着泪水。我低头看着两幅画:一幅上面题着:“雁来云杳杳,叶落蒲萧萧”;另一幅上题着:“危嶂悬秋叶,遥峰入暮烟”。宁坤在家时常赞赏这两幅画和题诗的幽远境界,不知何年何月他才能重见天日和这两幅画?一路上北风呼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我们一家三代五口老小身上,仿佛喜庆时抛撒的五彩碎纸,为我们送别,祝愿我们在前路茫茫的征途上逢凶化吉。我突然想到,既然西伯利亚寒流把这里搞得冰天雪地,宁坤身在中国的西伯利亚不定冻成什么样子啦。

到了前门车站,离开车时间只剩十几分钟。我赶紧办了行李托运手续,又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有一列客车停靠的站台,怀里抱着毛毛,丁丁拽着我的棉猴,到了跟前才知道那不是我要搭的车。我又飞奔到另一个站台,两位小脚老人家摇摇摆摆跟在后面。等我跟在丁丁和奶奶后面爬上一节硬席车厢,列车已经要开动了。我站在车厢门口,从我娘手里接过大包小裹,我还来不及抓住最后一个包袱,里面有毛毛的尿布,列车就开走了。我怀里抱着孩子,匆匆挥手向我娘告别,她满面泪容立在站台上,手里提着尿布包袱。她孤零零搭下班火车回天津去。

车厢挤满了人,虽然离春节客运高潮还有一个月。起先我抱着毛毛站在通道里,近几天的忙乱搞得我疲惫不堪,后来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夜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丁丁靠在我身上,呼呼大睡。奶奶眼看找个座位没指望,后来就挤出去,站到两节车厢之间的连廊,虽然颠簸摇晃,至少离厕所近,方便了患糖尿病的老人家。

我们得在蚌埠换乘慢车。车站候车室更像难民收容所,污秽的地面上挤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我让丁丁和奶奶在包袱上坐下,就抱着毛毛去排长队买车票。花了两个钟头才一步一步挪到售票处窗口,买了两张去合肥的车票。等我们祖孙三代好不容易挤上一节硬席车厢,我发现这里更挤,通道里横七竖八塞满了扁担和箩筐。我们后面还有人上来,把我们推到通道当中,动弹不得。这一下奶奶可急坏了。“六个钟头!我怎么去上厕所呢?我犯了什么王法该受这个罪?”我掉转脸去,不忍看她泪痕斑斑、皱皱巴巴的脸。我无言告慰陪同我受难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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