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后，“习思想”写入党章，成功建立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有中共理论家之称形同“国师”又是三朝元老却全无地方管治经验的王沪宁破格入常，可谓是自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之后，再度出现“文人治国”的典范。江山也要文人捧，王沪宁能够置身中共最高权力机构，全因所谓“习思想”，正是他的理论建构。
不怕人比人，至怕货比货，只要比较一下毛泽东及四人帮文胆与王沪宁的理论论述，高下立判。严格而言，根本不合格，硬要将“习思想”与马恩列史毛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接轨，胡诌“习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现实结合的最新发展，根本狗屁不通。说“有中国特色”冇问题，也符合事实；说“现代化”单以物质条件而论，不计现代文明文化建设，也勉强说得通；但说中国是社会主义，恐怕14亿人民不会相信，连既得利益的共产党员，亦会掩着口笑，明明是搞私利先行的资本主义，全国向钱看，为何仍以假大空的社会主义欺世盗名？
断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性质，左右派理论尽管不同，但判断的现实都是一样，都是从生产模式或产权判定。生产模式以生产资源的公有化或私有化断定；产权也是一样，则由私有产权是否属于主体决定国家或社会的性质。
资本主义早在中国萌芽
中共建国68年，粗略开放改革以前，还可说是社会主义，因为生产模式或产权仍以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为主，个体的私有制微不足道。但开放改革以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私有产权由农村经济改革逐步建立，并以特区的模式向城市发展，资本主义终于在中国大陆萌芽。张五常早于八十年代初已撰文提问：“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但开放改革39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却纠缠不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果出现既非完全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亦非国家规划的社会主义，而是不伦不类的官僚集产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与红色自己友资本主义主导的杂种经济。
如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过去30年中国在政治上的折腾，正是这个杂种经济的产物。八九六四期间出现的民主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伴随着开放改革而来在城市冒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是改革派，要求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政治制度也要同步改革开放，正好触动不事生产的保守官僚阶级之根本利益，最终受到镇压。但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取消了意识形态分歧，结果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经济长足发展，但经济红利却全由红色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瓜分，国富民穷。金融海啸后，中国依赖出口贸易带动经济发展失灵，温家宝用四万亿人民币投资基建刺激经济，只为红色资本和官僚资本制造以权牟利的巨贪机会，还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其后，李克强上台，以为利用量宽政策可以产生财富效应刺激消费支撑经济增长，结果成就了更贪婪的金融资本，让资金不断流走，随时拖垮整体经济。习近平的所谓供给面侧经济学，其实是以压抑红色资本造就国家资本来振兴经济，同时以“治党从严”限制官僚的寻租活动，防止贪腐，成功与否，是习核心能否持续统治下去的关键。
一句话，经济搞不上去，习核心怎样集权，也难保长治久安，中国的政治危机必定会随着经济危机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