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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化(5/5)

第二类要封锁的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发出通知,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神经高度紧张,惶恐不安,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的很紧。

通知绝大多数是关于禁止报道的内容,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通知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的很宽。

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的很牢。

对国内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非常愤怒。后来为平息众怒,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因特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件最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叉骨(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七、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该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军队,一是宣传。党一如既往,仍然指挥枪,仍然控制笔。因为军队和宣传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工作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务实。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的宣传工作形势逼人,也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不得人心。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拥有2050多家报纸,已组成了17个报业集团,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好多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中国报纸的发行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绝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

刘飞跃老师还在信中表示,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将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征订的《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谁说中国没新闻?刘飞跃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一事就是极富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不会刊登这一新闻。

正如刘飞跃所说,强迫征订党报现象是全国性的,所以肯定也会激起其他各地被强迫订阅党报的读者的强烈不满。宁波市政府的纠风办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严格执行报刊出版发行纪律的紧急通知,称:“2003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市纠风办重申,公开发行报刊要做到‘七不准’:除党报党刊外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报刊一律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下达征订指标;不准将所办报刊订阅情况列为下级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不准以评先进评优等附加条件强迫基层订阅;不准利用职权摊派征订;不准到企业上门强行征订;不准搞不正当征订。”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不准”中是“除党报党刊外”,就是说党报党刊是“准”的,是可以下达征订指标,是可以不自愿订阅的。

宁波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表面看起来是为了读者的利益,不准强行订阅,其实是为了党报党刊的利益,不准其他报刊与党报党刊争夺市场。因为每个单位的经费有限,订阅了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就没钱订阅了。

其实即便订阅了党报党刊,也不一定受欢迎,很多订户往往订而不阅,弃如废纸。某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单位102人,订有一份某省机关报《某某日报》,我曾经做了20天的观察和记录,该报有16天阅读率为零,也就是说,该报从收发室递过来,几乎没人看,不久就被收废报纸的老头装进了编织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众有时拿它铺在桌上练字,除非紧急情况,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纸的,新闻纸吸水性能固然不错,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的。”这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机是没人看,没市场!尽管宣传部门可以一手遮天,但这只有形的手终究是敌不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是最致命的。

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甘冒风险,违反新闻纪律,违规操作。上级宣传部门往往一眼睁一眼闭,如无下面的捡举,无上面的责问,也不会多管闲事。即便批评,通常也是通过电话打招呼,并不准记录,更不发文件。实在要进行处理,也是内部通报,秘密整肃,从不对外发布。这充分反映出上级宣传部门的信心不足,只好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失去自信,还因为每一级宣传部门的干部都是受了上一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结果。强行的灌输,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使得宣传工作早已成为一道干枯命令,一个既定程序,一种政治习惯,早已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贞,没有自己情感和理性的执着。这样下去,真是岌岌可危,这样的宣传工作是没多少生命力了。

十六大之后,在宣传改革方面已经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减少中央政要出席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报导,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甚至还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从不承认,这次提出这一问题,意义不小。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都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是党和政府的侵权。这次能提出知情权,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认了这种侵权的不当。这一步确实可喜,但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信息公开、舆论开放,还很遥远。

杰斐逊曾说,“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

我们仰望闪烁的星空,期待着,太阳一定会升起。

(2003-6-16,11时15分。上海善作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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