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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化(2/5)

四、毛泽东主政以来始终紧握宣传大权

在各国共产党执政的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和刊物,当过代理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他是一个高超的宣传大师、舆论大师!

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造舆论。”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暴露了以宣传而制造舆论的奥秘。

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的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造出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地位。

中国的宣传模式首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即集权体制所决定的。但由于毛泽东在位长达41年,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更由于他本人也精通宣传,所以中国的宣传理念也染上了毛泽东本人政治性格的强烈色彩——霸气!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了。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紧跟主席,亦步亦趋;或如周恩来一样和稀泥,打圆场;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的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和霸气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他还说1957年的“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一言九鼎,难怪林彪说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过夜,举国欢腾,游行祝贺,广为宣传;其规模,其影响,其深入,其狂热,已达宣传的极致,使得宣传成为跪领的“圣旨”,成为如山的“军令”,这是古往今来宣传方面从没达到的顶峰。

毛泽东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在别地另觅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姚文元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是北京不发而最后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那里将自己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其体制构架是金字塔形的,顶尖是党的主席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这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广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即在墙头刷写口号,在大街悬挂标语。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看到许许多多历年以来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十六大”,口号与时俱变,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当地基层独自发明创造。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是多,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成千万个网眼的填补物,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辐射。研究中国的宣传而不论述中国独特的标语口号,不但对中国宣传体制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也对中国的宣传失去一个形象的概念,这个形象极富喜剧性,甚至是闹剧性。倘若中国的宣传体制和理念不彻底改变,那中国的宣传那就会向另一端改变,即变得更加标语化、口号化。

为了保证宣传体制和宣传理念的稳固,从中央到地方还强化党对所有媒体的领导。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报刊审查制度,其实各级的党委宣传部,就是负责审查监督传媒的机构。在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如不足以防范,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还必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根本用不着专门的新闻出版检查机构,因为宣传部和媒体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火眼金睛、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丁关根当中宣部长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传媒的管控,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67年前后,中共“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专责审查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小组”。这些已经是正式的新闻出版审查机构了,只是名字不同罢了。如今的“审读小组”和以前的“写作组”,表面上有所区别,一个是“看”,一个是“写”,其实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并无两样。

有了体制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宣传形势是超稳定的,即便有几个有个性的如陆定一、邓拓之类的“书生”,也最终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或罢官,或打倒,或死或伤,无一幸免。所以宣传官员最是小心翼翼,整日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由于中国过于重视宣传的作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加上政策反复多变,宣传干部难以掌握,故而人人提心吊胆,个个谨小慎微。每当宣传官员在公共场合露面,无论是参加会议、接待宾客、参观考察、宣讲报告,大都语言无味,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毫无个性,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丁关根两位领导同志了。但也有面善心好决无“新华”面孔的,如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可他也做不长,被罢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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